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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和关心体育事业的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通过讲话、座谈、批示、指示等形式发表了一系列和体育主题有关的重要论述，为我国体育事业的整体发展谋篇布局和指明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重要论述，不仅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体育事业领域的集中反映，而且逐步凝练成为推动新时代中国体育事业全面发展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学校体育作为党的体育事业整体布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推动深入学习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体育重要论述的重要职责。2020年5月，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对于高校各学科领域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提出了明确的指向和要求。体育课程作为高等学校的重要课程类型，发挥着独特的育人作用，体育课程思政建设已经成为高等学校领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体育重要论述的重要载体。从体育课程思政建设要义来看，习近平总书记体育重要论述中的“体育强国”“健康第一”“全民健身”“中华体育精神”“体教融合”等理念蕴含着丰富的课程思政元素。通过系统的研究和设计，将习近平总书记体育重要论述有机融入体育课程思政建设全程，有助于增进学生在体育学习过程中更好地锤炼意志、健全人格、增强体质，培养学生形成顽强拼搏、奋斗有我的理想信念，激发学生提升全民族身体素质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1  习近平总书记体育重要论述融入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价值定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体育是健康、青春、活力的代表，身体是事业奋斗的基础，体育关乎着人们的幸福、健康和未来，是“立德树人”的育人工程，少了体育，全面发展就无从谈起，不重视体育，立德树人就会流于形式。开展体育课程思政建设，是学校体育领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围绕立德立志、增智健体、成才用才推进改革”的教育改革要求的主要内容，也是学校体育落实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的主要路径，将习近平总书记体育重要论述有机融入体育课程思政建设全程，对于满足体育课程建设的理论、素材、内容和资源方面的独特需要具有重要价值。

1.1  明晰体育课程思政建设路径指向的理论需要

   在体育课程的开展与实施过程中，以潜移默化的形式坚定学生的理想信念，厚植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强化学生的思想品德修养，培养学生的奋斗进取精神，是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关键和要点。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透视出其对青少年学生群体体育工作的特殊关心。习近平总书记从体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高度，肯定了体育在学校“五育并举，全面育人”格局中的重要作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校体育工作要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和锤炼意志，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在体育课程思政建设路径中，使学生能够享受到体育学习与锻炼带来的各种乐趣，增强学生的体质水平和健康素养，帮助学生通过体育运动形成健全的人格和优秀的道德品质，锤炼学生的坚强意志和奋斗精神，是体育在“德智体美劳”全面育人格局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完整写照。

   在体育课程思政建设中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体育重要论述，不仅能够促使体育课程思政建设路径更为明晰，而且有助于明确体育课程思政建设指向所依据的理论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少年学生需要通过体育“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彰显出学校体育教育的本质属性和时代价值。体育课程不仅承担着“野蛮”学生“体魄”的核心任务，而且肩负着“文明”学生“精神”的思政教育职责。体育课程思政的开展，拓展了学校体育在“五育并举”中的理论边界和内涵，通过融入习近平关于青少年体育的重要论述，系统展示体育在全面育人格局中的价值属性，突出体育在学生道德素养培育、智力水平提升、身心健康促进、审美结构优化、劳动能力养成方面的独特功能，为提升体育课程思政的理论建设质量和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保障。

1.2  丰富体育课程思政建设价值内涵的素材需要

   立足于体育课程的特点，整体规划与分类推进相结合，积极收集与转化课程思政的建设素材，是推进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环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系列重要论述，涉及竞技体育、学校体育、群众体育、体育精神文化等不同领域，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学理内涵，对于优化体育课程思政建设案例与素材，阐释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学理特点和价值内涵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将竞技体育的发展视为实现体育强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出要分类指导，从娃娃抓起，扎扎实实提高竞技体育水平；要强化拿道德的金牌、风格的金牌、干净的金牌意识，坚决做到兴奋剂问题“零出现”“零容忍”。在学校体育领域，习近平总书记将体育促进广大青少年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置于第一位，指出少年强、青年强则中国强。在群众体育领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将全民健身事业与人民健康水平紧密联系在一起，使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保持全面协调发展。在体育精神文化领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同坚定文化自信结合起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凝心聚气的强大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体育各领域的重要论述，是丰富体育课程思政建设内涵和理念的重要素材。在体育教学实践过程中，结合不同学段和体育课程内容的特点，将习近平总书记体育重要论述分领域进行凝练，有机融入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素材体系中，有助于提升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内涵高度和素材质量。

1.3  优化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结构体系的内在需要

   高质量开展体育课程思政建设，需要配套的结构体系予以支持和保障。从整体来看，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结构体系包括建设目标、内容、方式等环节，各个环节之间需要以富有逻辑性的全域思维进行融通和串联。习近平总书记体育重要论述，其内涵从个人至国家，由国内至国外，从体育强国至健康中国等，均透视出了系统的逻辑结构特征，对于指导和优化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结构体系具有重要价值。从目标来看，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将体育促进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放在首位；从内容来看，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将体育事业的发展融于社会各个领域，与国家命运与民族前途结合起来，视野高远且内容丰富。从方式来看，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的建设全局和进程，将新时代体育事业发展的各个领域协调起来进行整体推进，使体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

   在优化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结构体系的进程中，通过深刻发掘习近平总书记体育重要论述的价值内涵，展示出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社会进步、提振民族自信、实现强国梦想中所具有的独特作用，使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结构要点能够立足于体育事业的整体发展，帮助体育课程改革树立正确的育人指向和内容导向。推动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结构体系能够与国家的体育发展导向相衔接，将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内在需要拓展到体育事业发展的核心领域之中，使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结构体系能够与体育事业发展的时代要义紧密结合起来。

1.4  储备体育课程思政建设增量资源的现实需要

   储备丰富的课程思政资源是推进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基础和保障。体育课程内容涵盖面广，课程体系的内部交叉较为复杂，面对的教学群体和对象的跨度也很大，这就意味着课程思政资源的类型和数量必须要有增量储备。体育课程是学校教育课程体系中开设时限最长的课程之一，体育课程思政建设既需要在体育课程开设过程中持续发掘蕴含在其中的思想价值和精神特质，也需要及时补充新鲜的思政素材和内容，进而不断拓展体育课程在育人进程中的广度和深度。习近平总书记体育重要论述中涉及的主题丰富，思想性和教育性强，既扣准了新时代体育发展的脉搏，更展现了体育事业对个人、社会、国家发展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体育重要论述是体育课程思政建设增量资源的现实需要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理解。一是健康资源方面。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广大青少年学生的身体健康和体育锻炼，指出既要学好知识，更要锻炼好身体。“身体好—学习好—生活好”的健康主线，有助于推动各类思政资源更好地与学校体育教学融合起来。二是教育资源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在谈教育问题时，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视为教育的根本问题，将“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体育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教育资源中的课程思政元素在围绕教育根本问题进行优化和组织之后，可以作为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增量资源进行储备。三是文化资源方面。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诸多体育论述中，注重将体育文化与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体育产业并行推进和发展，体育文化成为青少年学生文化自信培育的重要内容，尤其是优秀的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已经成为体育课程思政建设必不可少的重要增量资源。四是精神资源方面。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体育事业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所展现出的精神力量。在接见优秀体育团体和运动员时，高度赞扬体育健儿在国际赛场上表现出的不畏强敌、英勇奋战的中华体育精神和爱国热情，体育课程思政建设正是在源源不断的中华体育精神资源的支持下，教育引导学生在体育学习和锻炼中自觉地将其内化为奋斗的精神动力、外化为前行的自觉行动。

2  习近平总书记体育重要论述融入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内容布局

   将习近平总书记体育重要论述融入体育课程思政建设进程中，需要有全面且系统的内容布局作为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体育强国”“健康第一”“全民健身”“中华体育精神”“体教融合”等方面具有重要论述，这些论述蕴含着丰富且全面的体育课程思政建设元素，完全可以与体育课程思政建设内容进行对接，教师通过结合体育教学实践进行合理的布局，致力于引导学生理解感悟和身体力行。

2.1  体育强国要义对体育课程思政内容布局的指向性引领

   习近平总书记将体育强国梦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体育强—民族强—国家强”是体育强国要义的逻辑遵循。体育强国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拼图，体现在体育事业发展的各个领域。落实到学校体育教育领域，不仅需要广大青少年学生具备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精神面貌，而且要培养学生能够认识到体育强国的深刻内涵和时代意义，能够积极参与到体育强国建设进程中去。在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内容布局中，需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强国的重要论述作为引领，增强学生积极投入体育学习和体育锻炼的使命感，以体育课程教学为依托，引导学生为建设体育强国做出实际行动。

   习近平总书记的体育强国重要论述中，突出了体育是国家强盛应有之义的战略要义。体育不仅是国家各项事业整体协调发展进程中的动力性元素，而且对外能够彰显出国家和民族应该具备的活力与自信。体育强国的落脚点在于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和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内容布局中，通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体育强国重要论述，对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目标的顶层设计进行优化，突出体育强国建设战略要义和落脚点，使学生能够把体育学习与锻炼和建设体育强国自觉联系起来，与爱国主义主旋律积极对接起来。使学生认识到体育学习与锻炼不仅事关个人的健康和幸福生活，而且与国家强盛和民族振兴紧密相连，进而使学生在参与体育强国建设中能够自强不息、刚健有为。

2.2  “健康第一”理念对体育课程思政内容布局的系统性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青少年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健康第一”的理念多次出现在习近平总书记体育重要论述中。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青少年要“身体健康，体魄强壮”，“既把学习搞得好好的，又把身体搞得棒棒的”。在谈到青少年体育锻炼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身体是人生一切奋斗成功的本钱，青少年儿童要注意加强体育锻炼，家庭、学校、社会都要为青少年儿童增强体魄创造条件。”没有健康的身体，就谈不上青少年学生教育的全面发展，先保证有健康的身体，然后才能谈到“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的实现。体育课程思政建设在贯彻“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的进程中，始终将“健康第一”置于提升学生综合素养的首位，通过体育课程与教学的主渠道，帮助学生形成珍惜健康的意识，树立“健康第一”的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经常结合自己的体育锻炼实践，强调体育对身体健康促进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体育爱好广泛，在和外国元首交流体育话题时，也频频谈及坚持游泳和散步等体育锻炼对保持身体健康和提高工作效率的重要性。在对外体育交流活动中，习近平强调体育对促进国家之间友好交往和提升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意义。在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建立健全健康教育体系，提升全民健康素养，体育作为全面健康促进的重要方式，在推进全民健康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健康理念作为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理念，其指向不仅要强化体育在青少年学生健康促进中的重要价值，而且要突出身体强健对于学生品格健全和情操陶冶的积极意义。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与健康重要论述融入体育课程思政建设中，以“健康第一”的理念为引导，帮助青少年学生把强身健体的良好习惯自觉地融入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养成过程中，进而更加深刻地理解健康对于个体的价值与意义。

2.3  全民健身推进对体育课程思政内容布局的结构性优化

   全民健身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并且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全民健身事业，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和推动，全民健身活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积极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作为全民健身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习近平总书记把全民健身推进与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指出“要充分认识体育对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积极意义，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普及全民健身运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与普及，诠释了中国政府推动全民健康的愿景已经成为深入人心的国家战略。学校体育是推展全民健身战略的主渠道，青少年学生群体是推进全民健身战略的主群体，体育课程是实施全民健身战略的核心载体。在体育课程思政建设进程中，需要牢牢把握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民健身战略重要论述的一条主线，即“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是每一个人成长和实现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增强体魄、健康生活”同时也是体育课程与教学遵循的指向和要义。在体育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要让学生明确开展全民健身战略的终极目的，便是“全民健身战略的实施，要让更多中国人身体壮起来、精神强起来”。“少年强、青年强则中国强”，青少年学生全员参与全民健身战略，既可以确保全民健身群体的基数与张力，又能够优化体育课程改革的结构和内容。体育课程思政建设要把握和运用这一优势，从“时段—类型—目标—特征”的框架入手，结合体育课程思政建设实际，在体育课程开展过程中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民健身的重要论述进行教材化梳理，使广大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全民健身的战略要义和时代价值，自觉和积极地投入全民健身战略的实施过程中。

2.4  中华体育精神对体育课程思政内容布局的整体性支持

中华体育精神是中国人在体育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以爱国奉献、团结协作、公平竞争、拼搏自强、快乐健康为主要价值标准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我国体育代表团和优秀运动员时强调，在赛场上不仅要顽强拼搏，勇创佳绩，而且要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弘扬体育道德风尚。中华体育精神不仅蕴含在为国争光的运动团体和运动员群体之中，而且也内化在中华民族奋勇争先、自强不息的奋斗基因之中。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优秀运动员和优秀运动队层出不穷，在各类国际体育赛场中不仅取得了优异的运动成绩，为国争光，而且向世界展现了中华健儿特有的体育精神，增添了世界人民了解中国的新窗口。习近平总书记给予了中华体育精神新的肯定，指出中华体育精神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自信心，是中国精神的一个重要体现。习近平总书记突出表扬了中国女排在世界赛场上的优异表现，赞扬他们能够不畏强手、英勇顽强，打出了风格和水平，充分展现了中国女排精神。风靡全国的女排精神是中华体育精神的一个缩影，展现了中华体育健儿在竞技场上舍我其谁的拼搏作风与顽强意志，是体育课程思政内容建设的重要素材。

体育课程思政建设肩负着弘扬与传承中华体育精神的重要任务，同时中华体育精神影响着体育课程思政内容的整体布局。在教育部颁布的不同类型学校和不同学段的《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中，中华体育精神作为必修的课程内容，要求融合在各学段的体育教学整体布局之中。尤其是体育与健康学科核心素养中的体育品德素养，更是细化了对中华体育精神的教学要求和评价指标。在体育课程思政的建设过程中，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体育精神的重要论述为认识导向，以体育品德（体育精神）素养的培育为基点，使广大青少年学生通过体育学习与锻炼，形成百折不挠和自强不息的顽强意志与拼搏作风，并推动其贯穿于学生成长和发展的人生奋斗历程。

2.5  体教融合方略对体育课程思政内容布局的创新性调整

   2020年8月31日，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联合印发了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旨在推进体育与教育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融合，使青少年学生在全面发展过程中实现“健康成长、锤炼意志、健全人格”。该意见一经发布便引起了体育界和教育界的广泛关注与热议。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要推动青少年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锻炼意志，为体教融合方略的“一体化设计和推进”进行了顶层设计。青少年的身体健康和体育锻炼问题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关注的焦点问题，如何处理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则是这一焦点问题的核心。“既把学习搞得好好的，又把身体搞得棒棒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青少年学生寄予的期望，也是对体教融合方略的价值与旨归最通俗易懂的注解，为创新性推进青少年健康发展拓展了路径。

   在体育课程思政建设进程中，通过融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教融合方略的重要论述，使学生真正认识到“身体棒才能学习好，学习好需要身体棒”之间的辩证关系，消除学生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之间的对接短板，对于擦亮体育教育育人功能和夯实青少年学生发展之基意义重大。同时，体教融合方略将会影响到体育课程思政内容布局的创新性调整，一方面，身体锻炼与文化学习之间的辩证关系，需要在各个学段的体育与健康教学中一以贯之地进行灌输；另一方面，在体育课程思政建设中要帮助学生理解体育对自己终身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使终身体育的理念能够有效植入青少年学生奋斗进取的人生之中。体育课程思政建设在贯彻体教融合方略的同时，要从思想的高度处理好“学训赛”的联结关系，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体教融合的指示精神，助推体育和教育两个系统之间的紧密配合与协作，使学校、家庭和学生在处理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的关系时形成合力，助力扭转忽视学生体育学习与锻炼的不良倾向，使社会各界能够重视体育回归教育本质和体系所蕴含的深刻社会意义。

3  习近平体育重要论述融入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路径设计

   将习近平总书记体育重要论述融入体育课程思政建设，是学校体育领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通过系统化、常态化、动态化、结构化和制度化的路径设计，使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强国”“健康第一”“全民健身”“健康中国”“体教融合”等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与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理念及实践紧密结合，进而推动学校体育课程与教学在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大格局中发挥出高质量的育人作用。

3.1  系统化设计：结合体育课程思政建设规划，凝练重要论述融入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教学主题

   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教学主题设计，要突出体育课程在运动能力、健康行为和体育品德素养方面对学生的塑造与培育，使体育课程的思政功能发挥与学生健康增进、体质增强及体育品德培育紧密配合。将习近平总书记体育重要论述融入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教学主题中，需要对相应的教学主题进行系统化设计，使习近平总书记体育重要论述能够通过教学主题设计，系统贯穿于体育课程与教学全程。引导学生在体育课程的学习过程中，知晓体育强国对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宏大意义，理解“健康第一”对于个人健康成长和终身发展的重要价值，掌握参与全民健身所必需的意识与能力，具备弘扬和内化中华体育精神的自觉与素养，适应体教融合带来的体育课堂改革与教学创新。

   系统化的教学主题设计，需要将习近平总书记在体育领域形成的重要论述与学校体育课程教学目标紧密联系起来，结合学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规划，采用嵌入的方式，为体育教学主题进行思政赋能，使体育教学主题从选题遴选、选题论证、选题确定、素材准备、选题使用等环节做到系统化设计。在选题遴选环节，将习近平总书记体育重要论述的相应主题有效嵌入教学主题；通过教育组（室）的集体教研活动，对所选的主题进行相应论证，避免牵强和冗繁式的教学处理；选题确定之后，需要转化为体育课程与教学特有的话语体系来进行表达，使学生能够以喜闻乐见的习练方式接受与学习；素材准备环节则可以利用智能化的体育教学平台，整理重要论述的原始素材和变通之后的学习素材，以便于教学活动的开展；选题使用是习近平总书记体育重要论述落实到教学主题中的终极环节，目的在于使学生能够从体育课程的本质维度上拓展对重要论述的系统认识。通过凝练重要论述融入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教学主题，使其与学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规划能够进行符合体育教学特点的调适，进而推动体育课程思政建设高质量地开展与实践。

3.2  常态化设计：结合体育课程思政教研活动，调适重要论述融入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教学方式

   开展针对性的主题教研活动，推动教学方式的调适与变革，是推动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体育重要论述融入体育课程思政建设，需要常态化的教研机制予以支持和保障，进而改进体育教学方式，使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载体和路径能够与习近平总书记体育重要论述的内涵指向一致与协调。常态化的体育课程思政教研活动，需要科学研读重要论述中的体育学习与锻炼、身体健康与人生、体育精神与意志等方面的关系，研透习近平总书记体育重要论述的学理要义与实践精髓。组建含有思政教师做指导的“思政＋体育”教研团队，将习近平总书记体育重要论述的科学内涵巧妙地融入体育原理介绍、运动技能形成、运动技巧掌握和体育精神培育过程中。使用创新性的教学方式来承载教研成果，引导学生刻苦锻炼、强健身心，形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人生取向和家国情怀。

   常态化的体育课程思政教研活动设计与组织，需要学透和悟透习近平总书记体育重要论述的指向与要点，在教研活动内容上进行思政激发，教学方式上开展调适创新，使教研活动能够向学生传递体育课程中的思政动能与活力，能够与习近平总书记体育重要论述中强调的强身健体与强国建设、团结协作与精神塑造、顽强拼搏与挫折应对等融合起来，开发出既能够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和思想认识形成规律，又能够兼顾教学方式与课程思政建设相协调的教学创新机制。使体育理论课与技能课相互配合，通过重要论述拓展培养学生爱国情怀和理想信念的路径，使学生实现身体健康与思想收获并重的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目标，并且通过身体力行的常态化方式自觉树立与时俱进的体育学习意识和方式。

3.3  动态化设计：结合体育课程思政资源开发，优化重要论述融入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教学内容

   体育课程思政资源开发关乎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质量与进程，资源的开发途径和方式会对学生在体育学习与锻炼中的道德养成和价值判断产生重要影响。体育课程思政资源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会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社会价值观念的递进而不断更新，呈现出动态化的倾向。习近平总书记体育重要论述作为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资源，其融入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内容和过程也是处于动态化之中的，这种动态化既有观念层面的积累，也有实践层面的叠加，共同推动着体育课程思政建设资源的开发与优化。

将习近平总书记体育重要论述作为重要资源融入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教学内容中，需要动态化地结合不同学段的教学内容特点和教学资源开发要求，使习近平总书记的体育强国重要论述与教学内容的选取导向结合起来，“健康第一”的重要论述与教学内容的优化指向结合起来，全民健身的重要论述与教学内容的开展方式结合起来，中华体育精神的重要论述与教学内容的价值引领结合起来，体教融合重要论述与教学内容的创新发展结合起来。这些结合并不是简单的跟进式结合，而是依据体育教学内容的交替变化进行的动态化调整与结合。在具体执行环节，要致力于推动体育课程思政建设资源开发过程能够始终动态化地结合习近平总书记体育重要论述，提升重要论述与体育教学内容设置的对应性，优化体育课程思政教学内容的育人时代性和创新性。

3.4  结构化设计：结合体育课程思政实践活动，丰富重要论述融入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教学案例

   教学案例是支持课程思政建设实践活动的主要载体。体育课程思政建设实践活动的开展，需要丰富和优质的体育课程思政建设案例来进行支持。通过对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实践活动进行结构化设计，可以增强教学案例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习近平总书记体育重要论述涵盖体育事业发展的整体领域，已经形成了丰富的案例，这些案例既具有一定的理论性和引领性，也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操作性。对于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实践活动而言，依据体育课程与教学的自身规律，对支持重要论述的实践案例进行教学化处理，使其与体育与健康课程的性质和定位能够更好地匹配起来，把握好支持教学案例的重要论述在体育课程思政建设中的结构化广度与深度，将蕴含在教学案例中的旨在提高学生道德素养、家国情怀、人文精神、坚强意志、合作品质、顽强毅力等方面的综合元素进行有机组合，形成梯度递进的结构化格局，在体育课程思政建设融入习近平总书记体育重要论述的深度和广度方面下足功夫。

   依据丰富体育课程思政建设案例的具体需求，对习近平总书记体育重要论述融入体育课程思政建设实践进行结构化设计，需要契合体育与健康课程的内在规律、内容特征和价值导向，深刻把握体育与健康课程知识技能体系中的问题导向，对重要论述融入体育课程思政建设进程中涉及的主题范围、内容要点、核心模块等要素有系统化的认知和解读，进而从结构化的角度进行选摘、分析和确定与体育课程思政建设实践高度契合的元素，形成高阶性的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结构体系，服务于学生的体育学习与锻炼需要。

3.5  制度化设计：结合体育课程思政课堂推展，凸显重要论述融入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教学效应

   对课程思政建设进行制度化设计，目前已经是各个高校构建体育课程思政建设机制的重要支持和保障。体育课程思政建设活动的开展，需要依靠完善且灵活的制度和标准，紧紧围绕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主题、主体和动力展开，进而形成规模化的教学效应。一是需要形成学校党政齐抓共管、教务先行、部门联动、教研推动的体系机制，使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学校顶层设计与课堂推展之间产生有效连接；二是建立教师自习机制，使体育教师能够通过自我研习、集体学习、在线学习等形式，自觉学习与体悟习近平总书记体育重要论述的内涵要义，寻找与自己教学实践之间的接口。在此期间可树立先进领学、实践模范等学习与应用典型等，凸显相应的教学效应。三是要完善考核评价机制，激励广大体育教师提升学习、领悟与应用习近平总书记体育重要论述的素养和能力。不同性质和学段的学校可以结合自身实际，使用量化的形式，将重要论述与体育课程思政课堂的推展质量结合起来，借助教学比赛或集体教研活动，引导体育教师自觉地将学习结果与体育课程思政的课堂教学进行有效对接，进而提升体育课程思政推展习近平总书记体育重要论述的课堂教学质量与效应。

4  结语

将习近平总书记体育重要论述融入体育课程思政建设体系和进程中，既需要树立科学的课程思政建设理念和系统的体育课程与教学观，也需要形成稳健的理论学习机制与配套的实践应用范式。在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体育重要论述的核心内涵和要义的基础上，使“以体育人”“育体铸魂”等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理念能够有效地落实到体育课程与教学实践环节之中。推动体育课程能够保障学生在增强体质的基础上享受体育运动带来的乐趣，使“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能够指引学生在体育学习与锻炼中将健全人格和锤炼意志提升到新的高度，使其成为促进个人的全面健康发展的永续动力，进而为体育课程与教学改革理念创新不断注入活力与动力，为体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寻找最好的教育注解。

——摘自：赵富学，李壮壮，习近平总书记体育重要论述融入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研究——《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1.03

步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体育强国建设的基本内涵、核心立场与根本宗旨，将体育上升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决策部署重要构成部分和基础支撑的高度。而随着《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在全国各省市、区县的进一步推进落实，体育强国业已成为新时代我国体育工作的一项整体制度安排。2021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走得再远，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即强调要从历史过程当中去探寻事物发展的合理性与必然性，是一种以唯物史观对事物发展历史逻辑的科学认识，这已然告诉我们要去加深认识“体育强国从哪里来”的初心追求。故本文认为，体育强国不可能凭空生成，而是一个发展性的话语概念，其有着历史向度上的逻辑面向。

   有关体育强国的研究林林总总，根据本文需要，研究主要聚焦于体育强国历史出场逻辑的文献讨论。（1）体育强国的思想生成起点。徐国琦、邹秀春等均认为体育强国理念提出的起点最早可以追溯到近代面对救亡图存的历史现实，国人从民族主义和政治出发为体育下定义，志在雪耻图存和复兴民族而提出“体育救国”的救亡主张和思潮。（2）体育强国的概念缘起由来。余银、陈玉忠通过查阅史料，指出“体育强国”一词最早出现在原国家体委主办的内部刊物《体育参考》所刊登的一篇分析东京奥运会各项比赛的译文中。（3）体育强国的含义演进历程。相关学者多是以改革开放为时间逻辑起点，来探讨体育强国的概念嬗变和内涵走向。如陈玉忠认为，我国对体育强国的理解经历以奥运竞技为主旨、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协调发展以及综合多维体育强国概念的演进历程。类似的观点还有兰运平的“四阶段论”、汲智勇的“三阶段说”。此类探讨都富有启迪、值得肯定。但当前一个研究不足之处在于，学界对体育强国话语演进过程的逻辑梳理不够深入，基本上只聚焦于短时段的历时性考察，而没有从一个长时段视角下予以审视和阐释。故本文从体育强国话语建构视角出发，并将“中国共产党带回到主体言说的中心”，以体育强国在不同时期的话语表述为切入点，回顾其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走过的百年历程及留给我们的历史经验。

1  理论来源与渊源指引

   话语最初是语言学领域的一个概念，体现为一种运用特定语言的使用方式。而在马克思这里，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其生成基础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显然，马克思恩格斯话语生成论与建构哲学观契合社会现实反映论，为我国话语建构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与方法论基础。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体育强国话语建构既要符合马克思恩格斯语言思想的价值指引，又要始终站在立足于中国国情的“现实历史”的“物质实践”基础之上认识和把握。于本文的核心概念“中国共产党体育强国”而言，应当认为体育强国是中国共产党在引领我国体育事业前行百年实践探索中，不断汲取理论养料，结合时代特点逐步形成的历史性积累的发展产物。而按照法国思想家福柯对话语“隶属于同一的形成系统的陈述整体”的界定以及英国政治学家海伍德“一套组织见解和行为的思想形式”的话语阐述，理解中国共产党的体育强国话语，不能从拆解词汇的角度来理解，而要从一系列陈述构成的话语体系来理解。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体育强国话语，是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体育实践发展过程中遵循一定的逻辑，以体育强国概念为核心，由一系列关于体育强国判断和陈述构成的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其具体的语言载体由各种话语陈述、符号序列构成和表达。

   中国共产党在其百年发展历史进程中，始终秉承着马克思主义的鲜明品格与根本立场。究寻中共体育强国观的话语渊源，也需从这个层面来展开考察。19世纪，马克思深刻洞察童工受尽身体摧残的现实，认为通过体操（当时指身体运动教育）等手段操练工人，对于克服工人阶级身体畸形的成长趋势与政治志向的片面发展有所帮助，可以为无产阶级斗争服务。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对男性青年一代实施体育和军事的训练，是“作为向新制度过渡的重要条件”。马克思更是主张体育有着可以发展身体的教育作用，生产劳动同体育、智育结合起来，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也是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和造就人的全面发展的一项基本手段与内容。可见，马克思的体育观是把体育、政治、军事状况以及早就未来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统筹起来一并考虑的。在这当中，马克思摆正了体育在国家、社会中的价值定位，认为体育是向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重要手段，可以启发工人觉悟，以实现人的彻底解放。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提出体育的强国向度，但相关话语蕴含着丰富的共产党体育价值与目标思想，如以“实现人的解放”的根本人民性向度，以“革命”为主要特征的政治向度等，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加深，从其论述中可以发掘出关于体育强国论的哲学思维与价值观念，为社会主义国家体育强国话语建构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想源泉。

2  中国共产党体育强国话语建构的历史脉络

2.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体育强国话语孕育的革命化色彩

   （1）中共初创、苏维埃时期：为劳苦百姓争取体育的权利和条件。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初心便是要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实现人的解放。中国共产党人依据马克思主义，对体育强国思想的把握，正是围绕“争取人民体育权利、实现人的解放”在实践中逐次展开的。共产党早期创始人陈独秀曾在《新青年》上指出“盖国之强弱，当以其国民之智勇富力为衡”、青年毛泽东“体育卫国”思想则充分体现在“动以营生也，此浅言之；动以卫国也，此大言之也”。话语实践向度，党在工人中组织俱乐部、拳术社，关心工人的身体健康，给予劳苦大众享受体育的权利。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青年工人农民生活状态改良的决议》，明确劳苦青年须注意体育与娱乐，限定工时，提倡文娱体育活动，把青年游戏场、青年俱乐部等列为改良青年工人农民生活状况的必需条件之列。此外，党号召革命青年用体育活动形式接近农民，以体育组织农民，提倡在乡村中组织习武队、讲演队等教农民打拳习武，做团结群众的工作，为建立农民武装服务。而在赣东北革命地进行“苏维埃式文化教育”所开展的“搭五角星”等体育游戏则明显有着红色体育印记。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体育的认识和倡导以唤醒民众为要，带有革命的色彩，提倡尚武救国，进以改造社会，也即是为最广大劳苦人民“实现人的解放”的先决条件。

（2）抗日战争时期：强身卫国，锻炼体魄。中国共产党发起具备全民性的“锻炼体魄，好打日本”的根据地国防体育运动。国家民族存亡之际，体育与军事相结合，以强健的体魄服务于抗日斗争，成为战胜敌人的法宝之一。1937年，贺龙在《新华日报》上撰文号召部队“积极开展体育活动，练好身体，提高战斗力，更好地打日本”。1942年，朱德在《解放日报》指明为改进我国军民的体力，务必把陕甘宁地区的文弱之风转移过来。叶剑英则撰文提出“没有铁汉一般的体魄，是受不了战争锻炼的；没有金刚一般的钢筋铁骨，是杀不胜日本鬼子的”。这一系列话语，都阐明练好体育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增强体质、发展军民体育成为抗日斗争环境的客观需要。在抗日根据地，边区儿童团的游戏更是充满抗日意味，如送鸡毛信、打骑兵等。此外，相关群众体育活动的开展活跃了军民生活，提高部队战斗力，对当时条件下的军事斗争和生产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战时期，党领导下的体育工作表现出不同的形式，紧密地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相结合，保家卫国的目的明确，“强身卫国”被赋予了其特定的时代意义。

   （3）解放战争时期：大练兵体育，为革命战争服务。为取得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共在各解放区施行大练兵活动和整军运动。在这样的背景下，延安时期广泛开展大比武、大练兵，各类体育活动开展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官兵上下一共参加”。晋察冀边区要求各大众学校的一切工作为解放战争服务，将“中等以上学校、训练班、短师的体育课改为军事课，进行分散、转移、投弹等演习的军事训练”。陕甘宁边区公布的《陕甘边区中等学校的方针学制与课程》《赤卫队训练教材》与《部队游戏》等教材制度，则规定体育课添加军事训练实际技能，以培养部队学子迅猛敏捷、灵活机动的生活习惯。体育与军事训练相结合，为夺取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重要基础。

   可见，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战时体育”的实施，与军事联系密切，带有为抗战、解放服务的性质，目的可概括为“锻炼我们的身躯，打破黑暗的世界，创造光明的世界”，其深远意义在于密切配合革命战争，对中国革命作出贡献。

2.2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体育强国话语萌芽的政治化表达

   新中国成立后，“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成为新中国体育发展的根本方向和目的。特殊的国际形势下，为巩固国家新生政权，体育的功能还被赋予了一定色彩的政治功利性。新中国成立不到一个月，第一届全国体育工作代表大会召开，商议与明确“新体育”建设基本要求与路径的各项事宜，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基于当时形势判断，对体育在国家建设中的角色认知是“一定要为人民服务，要为国防建设和国民健康的利益服务”。这一时期，为坚决抵制“两个中国”阴谋，稳定国内形势，1953年11月，中央体委党组在关于加强人民体育运动的工作报告中批判体育工作脱离政治的倾向，并注意加强对体育工作者及运动员的政治思想教育。1954年元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人民体育运动工作的指示》，明确改善人民健康状况和增强人民体质是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1954年11月，全国总工会颁布的《关于开展职工体育运动暂行办法纲要》提出对职工体育运动“积极领导、逐步发展”的工作方针，同年推行“劳卫制”，旨在培养健壮、勇敢的祖国保卫者和建设者。1958年9月，中共中央批转国家体委党组《关于体育运动十年规划的报告》，强调“体育运动应服从人民公社的统一安排，突出了体育发展的政治目标。1966年后的“文革”时期，体育的政治功能存在不适当的扩张问题圆，我国体育事业发展进入一个停滞期，但其中曾一度复苏乃至出现过局部的兴盛，总体呈现出“此起彼落的阶段性”。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对国际战争担忧以及国内稳定渴求，体育的爱国劳卫、宣传教育等功能被新生政权异常看重，国家对体育的认知更多的是考虑把生产、保卫祖国和政治目标放在体育功能的重要位置。诚然，新中国成立初期虽未直接采用体育强国的提法，但党对体育在国家发展中的角色定位已有战略基础性的认知与判断，“以体育服务国民健康”“以体育促进国防建设”“以体育助力国家政治”以及“以体育推动国家崛起”在建国初期便是新中国体育肩负的基本使命。

2.3  改革开放新时期：体育强国话语初步生成与发展的战略性追求

   改革开放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开辟，在“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战略决策的科学指南与引导下，包括体育在内的各项工作都重新前进，加快步伐，制定发展战略。1980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世界上体育最发达国家之一”“为使我国进入世界体育强国行列而奋斗”的目标。原国家计委统计局则在《关于198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结果的公报》中的“卫生、体育”议题之下指出，“1982年体育战线捷报频传，取得重大突破，我国选手在第九届亚运会上获61枚金牌，赢得金牌总数和奖牌总分第一……全年有845万人达到《国家体育锻炼标准》的要求。群众性体育活动得到广泛开展”。在这种局面下，1983年国家体委根据体育发展形势，在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提出要在20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体育强国”的目标。有学者指出，80年代初中国乒乓球、女排连续登顶以及亚运成功申办是国家体委提出第一轮体育强国战略的直接诱因。而在洛杉矶奥运会取得优异成绩后，我国对踏上建设体育强国的新里程、新梦想更是得到加强。1984年，中共中央在总结35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基本经验基础上，根据邓小平指示，发出《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第一次从中央层级明确提出了“体育强国”的话语概念。文件中一共有3处明确提及“体育强国”：第1处是在肯定了中国代表团在洛杉矶奥运会取得优异成绩后，认为这“标志着我国已开始全面登上世界体育舞台，踏上了建设体育强国的新里程”；第2，3处均是对体育战线表达号召性与鼓动性的憧憬期盼“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体育强国，以增强全民族的体质，强国强民”“在体育战线全体同志和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下，中华民族一定能跻身于世界体育强国之林”。此外，明确要求“各级体委都应立足本地区、面向全世界……研究制订体育发展战略”，在这一战略要求下，1985年国家体委第一次体育发展战略研究讨论会召开，一致认为我国体育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应从实际出发，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育发展道路。之后从1985年冬到1986年夏，全国不少省市、自治区先后开展地方体育发展战略研究讨论会，研讨如何从本地区地方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体育。1987年，国家体委《关于加强体育理论建设的决定》明确“体育理论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规律，为实现体育强国的战略目标服务”。从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育道路逐步走向正轨，这也是改革开放后体育强国从战略理念走向制度设计的根本出发点。

   在代表思想上，邓小平曾多次指示国家体委要加强体育工作，要求“提高水平，为国争光”，指出“体育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是一个国家经济、文明的表现”。在“坚持体育的社会主义方向”指引下，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强调“发展体育，振兴中华”、题词“发展体育，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进入21世纪，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之后，胡锦涛明确提出“国运盛则体育兴”“推动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将体育强国建设视为我国整体强国战略的组成部分之一，明确了体育强国的基本内涵，提出了实现体育强国的根本路径。这些论述，反映了几代领导人在对体育强国核心价值要义认识上的连续性，凸现一种体育主张上的继承与发展上的递进。

   概括而言，改革开放新时期，体育强国作为一种具备“战略目标预设”性质的话语被正式确立与提出，有助于政府明晰体育在伟大复兴强国战略中的发展样貌与价值定位，蕴含我国体育事业发展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前进方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道路的基本价值取向与政策话语。

2.4  新时代：体育强国话语丰富与跃升的制度化推进与系统性阐释

   党的十八大开启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体育工作，将新时代体育发展摆在了社会进步、人民健康、中国梦实现之中极其重要的位置，在不同场合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论述。如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参加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表彰会的代表时提到，“体育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综合国力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看望索契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时指出，“我们每个人的梦想、体育强国梦都与中国梦紧密相连”，这都深刻阐述出体育发展与国家强盛相辅相成、紧密相连的辩证统一。遵循着这样一种思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的重大论断，将体育上升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决策部署重要构成部分和基础支撑的高度。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建设体育强国的远景目标，提出到2035年建成体育强国的宏伟蓝图，为“十四五”时期体育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相比于上几个时期，无论是在实践层面还是理论层面，体育强国话语建构都有了进一步的拓展与深化。在实践层面，2019年9月《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明确了体育强国建设的目标、任务及措施，将体育强国视为一项政策举措具体扩展分解成为“三个阶段目标”“五大战略任务”“六大政策保障”与“九项重大工程”，对未来30年的体育强国推进建设进行了战略谋划。而按笔者的整理，至2021年3月全国范围内已有21个省级行政区陆续采纳和正式颁布了体育强省实施意见或行动方案，当前省级政府推进体育强国战略的政策扩散效应已初显规模，属迅速扩散阶段。

   在理论层面，党的十九大报告正式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新时代我国迈向现代化强国的理论遵循与行动指南，而体育强国建设是其内在逻辑与核心内容之一。这就意味着，习近平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不仅是新时代体育强国话语建构的直接性理论来源，而且也反映出对体育强国逻辑或话语体系的认识问题。在笔者看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讲话和论述中，已从多维度认识和揭示出体育强国建设的深刻内涵，至少可以从如下几部分或理论视角进行归纳与阐发。（1）关于体育强国基本内涵——“体育是国家强盛应有之意”“体育代表着青春、健康、活力，关乎人民幸福，关乎民族未来”“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2）行动论——“只要我们立下雄心壮志，奋起直追，就一定能够实现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目标”“我们要分类指导，从娃娃抓起，扎扎实实提高竞技体育水平，持之以恒开展群众体育，不断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把发展体育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精心谋划，狠抓落实，不断开创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新局面，加快把我国建设成为体育强国”。（3）战略举措——“把我国建设成为体育强国，这就要求我们把体育事业融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大格局中去谋划，深化体育改革，更新体育理念，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协调发展”“更好发挥举国体制作用，把竞技体育搞得更好、更快、更高、更强，提高为国争光能力，让体育为社会提供强大正能量”。（4）体育强国与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内生合力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与中国体育强国梦息息相关”“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把握体育强国梦与中国梦息息相关的定位，把体育事业融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大格局中去谋划”“少年强中国强，体育强中国强，中国以后要变成一个强国，各方面都要强”。（5）人民主体性——“体育强的根本在于开展广泛的群众性体育活动，让人民群众都参与进来，让人民群众都享有体育运动的权益，让人民群众在群众性体育活动中达到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是我国体育工作的根本方针和任务”“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这一系列重要论述集中代表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对体育强国建设的内涵、要求、体育强国与中国梦、民族复兴的关系、体育强国的人民主体性进行全面而深刻的阐释，对体育强国的理论凝练更具全局性、人本性，揭示了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的本质要求、实施主线与宏伟愿景，形成了系统完整的体育强国话语体系。

3  中国共产党体育强国话语建构的演进逻辑

3.1  从主体自觉维度看，党的领导是最为可靠的坚强保障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以来的革命、建设与改革的伟大实践，无不充分揭示和验证一个伟大真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没有我国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坚决贯彻党的各项方针、路线与政策，坚持社会主义体育发展道路和方向，坚持发展体育事业的政府职能，这是中国特色体育发展道路最基本的特征，也是我国体育快速发展的根本保障圆。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内生于市民社会的现代体育治理逻辑，我国的社会主义体育强国道路是在不具备社会内生现代体育的条件下，在一个后发国家基础上，循着“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探索起步前行的。在这之中，作为我国体育治理的关键主体，党给予全面系统的思想指引、政策指导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强国道路的必备条件，是党的体育战略得以顺利实现的坚强保障，这是近代以来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历史逻辑所决定和证明的，这与中国共产党体育强国话语的实践逻辑及其演进无疑是契合的。事实上，话语建构是有意识的，属于主体能动性的活动，话语活动是被话语主体所塑造出来的，以此表达出话语主体的核心价值主张与利益诉求。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强国道路的百年探索与前行，正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百年来在体育强国话语建构上的自觉性体现。

3.2  从客体需要维度看，话语发展是适应各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一种体现

   中国共产党体育强国话语形成与发展既是一种主体体育思想阐释和话语建构的结果，也是不断从客观体育发展道路实践中适应各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转化以及满足国家需要的历史必然。中国共产党100年的体育实践表明：体育强国话语形成发展的演进逻辑根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丰富实践，而各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变化，决定了中共体育强国话语的演变历程及内涵变迁，同时为新思想、新话语的产生和补充提供源源不竭的营养。纵观每个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总是根据特定的历史任务与矛盾变化，不断建构符合时代发展需要、国情特点及人民要求的体育强国话语体系，以此实现体育强国话语表达和体育实践活动的双向互动，在认识上有一个不断拓展与深化的递进过程。在这一过程当中，党和政府对体育的认知逐步加深，体育与国家的关系，体育在国家发展进程中的角色也在不断调整变化。从历史进程的层面概括而言：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体育观的核心话语指向是围绕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展开的，体育主要通过阶级斗争助力民族统一；2）新中国成立初期，如何巩固新生政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为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主要任务，体育主要贯彻政治挂帅助力社会主义生产力提升与国家崛起；3）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体育的政治性逐渐消隐，应伟大复兴强国战略的价值追求，体育强国战略初步提出，体育主要发挥社会功能融入国家经济发展；4）新时代，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体育需求，体育在国家发展中的价值释放更为多元丰富，形成系统完整的体育强国话语体系。可见，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人民立场，秉持“体育可使国强、体育强则国强”的体育发展理念，与时俱进地随时代发展不断调整深化进行体育治理的思想认知与具体措施，体现了体育强国话语理论逻辑和我国社会发展历史进程逻辑的相统一。

3.3  从实践创新维度看，建构路径经历思想奠基、价值理念、历史定位以及具体行动策略的话语切换

   回眸百年，中国共产党体育强国话语生成和发展经历了民族求亡图存、国家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代场域转换，可见中国的体育强国道路不同于西方模式，它是一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体育发展实际相结合，在长期的革命、建设与发展进程中，经过不断摸索逐步改进的发展道路。这一话语实践逻辑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体育强国认识的不断深化。从话语向度上理解，其经历了多个不同维度指向的话语递进与发展。首先在渊源指引上，早期共产党人的体育观有着来自新文化运动“体育能使国强”思潮的启蒙，更多直接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体育观；而到了新民主主义时期，由于中共尚未成为全国范围之内的执政党，体育强国话语的用词建构并不固定，尚未充分展现出来；然后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对体育在国家发展中的角色定位已有战略基础性的认知与判断，再到改革开放新时期，胡锦涛总书记在北京奥运后从历史演进的视角作出“推动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定位判断；迈进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已经在不同场合对体育强国的核心内涵、价值指向与实践特质作出系统阐释，体育强国业已我国体育工作的一项整体制度安排。从宏观层面来看，不同语境、不同层面下的体育强国话语在价值理念、制度设计以及行动策略等几个不同维度蕴含着不同的体育政策意味，凸显出我国社会变革发展进程中的不同实践面向。概括而言，从新民主主义时期“体育能使国强”理念孕育萌生到新时代体育强国战略全面推进，中共体育强国话语建构经历了一个逐步演进和深化的进阶过程，并呈现出清晰的发展理路。

4  结语

中国共产党对体育强国的百年探索是一个不断拓展和深化的历史进程。在话语建构论启发下，本文将中国共产党体育强国战略生成解释为一个“话语建构”的过程。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体育强国话语建构既是一部体育思想史，更是一部社会实践史。新时代新发展阶段，“以体育促进国家强盛”是当前中国体育肩负的历史使命，作为引领社会主义体育强国建设的轴心，中国共产党对体育强国话语的科学建构和准确运用，必将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历史影响。

——摘自：张剑威，刘东锋，石真，中国共产党体育强国话语建构的百年演进脉络——《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21.04

2019年10月3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新华社，2019）。《决定》对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优势和经验进行总结，并对我国各项事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总的要求和目标，是确保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体育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和促进力量，《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国办发〔2019〕40号）明确提出，到2050年体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9〕43号）提出，推动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反映了体育的国家战略地位和时代使命。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社会领域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实践和探索，体育领域也如此创造了中国体育的辉煌，即人民群众身体素质和生活品质不断提升，中国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体育产业发展不断壮大，中华体育精神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心聚力，体育外交、体育文化等不断拓展，积累了丰富经验。进入新时代，在体育发展新的起点上，系统梳理70年来我国体育治理的变迁历程，有助于归纳总结本土体育治理的创新经验，对促进和实现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对推进体育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理论价值。

1  体育治理的理论认知与分析框架

   治理一词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自1989年世界银行首次使用“治理危机”以后，治理一词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但对于治理含义的关注却并不充分。罗兹在《理解治理》一书中指出，治理包括6种不同含义，并表示该词本身“其实并无含义”；2004年，凡·科斯伯根和凡·沃尔登提出治理的9种不同含义；奥菲甚至反问：治理一词是否只是一个“空洞的符号”。直到2007年，维基百科总括地将“全球治理”定义为：正式和非正式制度、机制和关系的结合，以及国家、市场、公民及政府间或非政府间的联结过程；由此全球层次的集体利益得以形成，权利和义务得以确立，各种分歧得到调和。国外治理研究更倾向于将治理作为一个区别性的概念。斯托克指出，治理的关键在于治理主体之间的边界模糊，打断原有行政垄断，通过技术引导，而非用“命令”来治理。全球治理委员会也指出，治理的典型特点既不是规则体系，也不是行动，而是过程；建立在调节，而非支配上；同时涉及公共和私人行为体；不是正式制度，但依赖持续互动。

   体育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学者们对体育治理的概念、结构、理念、逻辑等展开研究，对体育治理的概念有不同认知，但主要蕴含了治理的体育价值目标、治理的主体、治理的客体、治理的机制、治理的效果等主要要素，源于治理客体的多元性和时代性，限于研究资料的掌握和研究关注点的聚焦，本研究对我国体育治理变迁各阶段的分析主要选取治理价值、治理主体、治理机制和治理效果。

2  体育治理的变迁历程

2.1  体育治理的初创探索期（1949—1955年）

   这一时期国家总体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探索，各项事业均处在革命、建立、探索的进程中。体育治理呈现出探索建立的特点：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就将体育作为新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进行“旧体育”的接管和改造，并开展“新体育”建设，创建体育管理体制，形成我国体育治理的基本架构。

   （1）明确体育为生产、国防和国民健康服务的价值定位。1949年10月，朱德在全国体育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强调，现在我们的体育事业，一定要为人民服务，要为国防和国民健康的利益服务，强调学生、工人、农民、军队机关和团体都要办体育。1952年，毛泽东刊发于《新体育》的体育论述表达了同样的体育思想。1956年以后，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也成为体育的重要要求。周恩来总理要求在广泛开展群众体育，有效增强人民体质的同时提高体育运动水平，将体育的普及与提高放置于并列的高度。

   （2）明确发展体育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1949年，时任青年团中央书记冯文彬提出建立发展体育组织，团结全国体育工作者；1952年，荣高棠强调大力发展各学校、机关、工厂、农村等基层单位体育活动，反映出体育的发展充分注重全社会力量的调动。注重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体育发展经验的学习，在学习借鉴和自我探索的基础上建立包括国家行政部门系统（包括中央体委和相关部委）、军队系统（包括军委总政治部和中国人民国防体育协会）和社会组织系统在内的管理体系，形成较为全面完善的体育管理组织体系。

   （3）在治理机制上形成“批判、学习、借鉴、创立”的发展思路，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对学校体育、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和国防体育进行全面改造。在“革命旧体育，创立新体育”的过程中，注重历史的传承性、发展性，采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发展思路，如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基础上改组重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并注重以解放区体育经验为蓝本进行推广，注重体育运动开展的灵活性、多样性。

   （4）治理效果上，实现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同步发展，既实现增强人民体质的目标，同时也满足广大人民的心理需求，振奋民族精神。截至1956年，83万多人通过劳卫制标准，1955年第1届工人体育运动大会举行，1952年我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1956年初次打破世界轻量级挺举世界纪录，中国体育在世界舞台开始崭露头角。

2.2  体育治理的曲折发展期（1956—1977年）

   1956—1978年，我国建立较为突出的以计划管理为主要特色的体育治理模式，在这一阶段我国体育事业在体育价值理念、发展主体、运行机制等方面进行调整，经历了曲折前进、文革重创和恢复发展的不同阶段。

   （1）体育价值经历了从“重群众体育——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历程转变。1956年以后，体育工作内涵有所扩大，除继续开展群众体育活动以外，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也成为体育的重要功能。1958年，《体育运动十年规划》提出，要大力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加速提高运动技术水平，提出10年赶超目标，同时对竞技体育、学校体育、职工体育、农村体育、军队体育、体育场地和体育科研等方面制定规划。1966年开始，体育增强体质、保卫国家和推动外交的价值被边缘。进入20世纪70年代，体育的外交价值、为国争光价值等被再次重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初步形成竞技体育优先发展的理念。

   （2）形成政府主体的体育发展模式。1957年以后，体育发展主体从建国初期“以体育行政体系为主，各个部门、行业体协为辅”转变为“单一体育行政体系完全负责”的模式。集权式体育发展主体模式促进各领域取得良好恢复性发展，符合当时的整体环境。

   （3）形成重点发展的体育治理机制。在确定“普及与提高”并重以后，根据“八字方针”，体育领域进行运行机制调整。体育领域在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学校体育等方面进行收缩调整。如竞技体育领域收缩战线，重点以10个主要项目进行部署，重点保障、重点发展；国防体育也进行压缩，国防俱乐部数量由1960年的1408所减少至以滑翔、射击、无线电为重点的500所，同期也减少各类国际赛事；群众体育领域更加强调以因地、因时、因人制宜的原则稳妥开展。改革开放以后，在竞技优先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各类资源向竞技体育领域集聚，竞技体育甚至成为体育发展的唯一手段，群众体育、学校体育逐渐向竞技体育化转变，成为竞技体育的补充。

   （4）举国体制的确立促进竞技体育更好地服务国家需要。在这一体制下，国家体委对体育进行领导和管理，集中人财物进行体育的重点突破，并实现良好效果。这一阶段竞技体育出现1959和1965年两个高潮，1959年举办新中国第1届全运会，7人4次打破4项世界纪录；1965年第2届全运会，24人10次打破9项世界纪录。20世纪70年代，乒乓外交有力促进了中美、中日关系的破冰，体育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地位争夺再次确证了体育的价值。

2.3  体育治理的战略转变期（1978—1991年）

   1978年改革开放的开启和1979年国际奥委会恢复中国合法席位，促使我国体育发展在价值理念、治理主体、治理机制上进行调整，成就了体育腾飞的第一个时期。

   （1）体育价值从“普及与提高相结合”转变为“竞技体育优先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在1979年和1980年，国家体委和省一级体委要在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前提下，重点抓提高，地市及以下体委在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前提下，重点抓普及”。1980年前后，“体育强国”概念被提出，各级体育部门逐渐达成竞技优先的发展战略。1984年，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发展模式正式确立，成就了我国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竞技体育的辉煌。

   （2）形成“分类施策”的体育发展主体模式。在竞技体育优先发展的思路下，国家体委的工作重点在于竞技体育的推进，强调动员社会力量办体育，并加强同教育、卫生、工会、共青团、妇联和解放军等部门的分工合作，切实发挥全国体育总会及其分会、行业体协、单项运动协会等群众体育团体的积极作用，群众体育工作逐渐转向以各行业、各部门办为主，各级体委主要进行协调指导。在这一体制设计下，体委对竞技体育进行独家领导和管理，集中人、财、物进行竞技体育的重点突破，体育行政体系对竞技体育发展采取完全负责的模式（举国体制），发展机制也走向用政府政策规划引领体育发展的阶段，并实现良好的效果。

   （3）形成重点发展的体育治理机制。主要体现在重点发展竞技体育和重点布局优势体育项目两个方面。围绕国家融入世界体育舞台的契机，国家体委提出1980年奥运会进入总分前10名，1984年进入前6名，在20世纪80年代改变运动技术水平落后的局面。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国家体委提出统筹安排、突出重点、优化布局，重点布局乒乓球、羽毛球等13个重点项目，并设计“国内练兵、一致对外”的竞赛体系，优化后备人才培养体系，不断加强业余训练「别。这一阶段体育的发展越来越重视规划引领，并于1991年成立中国体育发展战略研究会，广泛开展体育战略研究，并提出一系列战略构想，对随后的体育改革发展提供丰富的智力支持。

   （4）体育的发展实现了国家战略与国民精神需求的极大满足。这一阶段，在洛杉矶和巴塞罗那奥运会我国金牌数均取得第4名的好成绩；女排实现奥运会、世界杯、世锦赛三大赛事“五连冠”，激起全民爱国热情，引发体育热潮，形成“女排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成为时代强音。在体育的鼓舞下，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成为响彻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口号。这一时期，我国群众体育、体育文化等在竞技体育的带动下也得到跨越式发展。

2.4  体育治理的协调发展期（1992—2012年）

   1992年以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新思路的形成为我国体育改革发展指引了方向，从此我国体育发展走向全新阶段。

   （1）体育的价值更加多元。这一时期确立了体育不仅是一项事业，同时也是一个产业，除了增强体质、为国争光、凝聚人心，还具有突出的经济价值，能够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服务，注重竞技体育的同时也更加关注群众体育。1993年提出“要加快体育产业化进程，力争在20世纪末基本形成门类齐全的体育市场体系”。众多政策文件均强调体育在经济、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同时强调体育是增进国际交流与理解的重要手段。

   （2）积极探索体育治理的多元主体模式。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高度集中的体育管理体制已经不适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下的体育发展，体育治理改革势在必行，市场主体和社会力量在体育发展中的作用得到重视。1998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前后，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进行大幅度调整，国家体委调整为国家体育总局，并以直属单位的形式成立运动项目管理中心，负责运动项目的发展，形成新型的体育行政体系。这次改革，国家体委取消了指导和配合各部门、各行业、各社会团体开展体育活动，做好学校、企业、机关、部门和农村体育工作的职能，这一职能的转变，也带来今天对于体育工作部门割裂的局面。在行政改革、市场探索、社会培育多因素影响下，体育治理探索形成新的主体结构。体育行政系统内因历史惯性，呈现国家体育总局、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和中国奥委会“三块牌子一套人马”的阶段特点，但已经体现出体育行政体制为适应“经济基础”变化所进行的改革探索。

   （3）在治理运行机制上，探索建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机制。1992年红山口会议以后，以足球为试点开展市场化、职业化改革，随后篮球、排球、乒乓球等项目也相继开展职业化，成立职业俱乐部、开展职业联赛。1993年4月，《国家体委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正式通过，明确政府要精简机构、转变职能，加强宏观调控能力，推进运动项目协会的实体化改革，强化社会力量办群众体育，引入市场力量发展竞技体育等。1995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的制定与颁布为标志，体育逐渐走向法治化。

   （4）治理效果呈现出快速发展但存在一定失衡的局面。1995年，《体育产业发展纲要》《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奥运争光计划纲要》相继出台，将竞技体育发展和群众体育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并在机构改革中给予相应配套，如国家体育总局成立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和社会体育指导中心，旨在更好地推进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的协调发展。这一时期，尽管群众体育和体育产业都得到快速发展，但从内部结构来看，竞技体育发展明显超前于体育产业和群众体育。尤其是成功申办和举办北京奥运会，并取得北京奥运会金牌第1、伦敦奥运会金牌第2的好成绩；男子足球进入2002年韩日世界杯决赛。在竞技体育的影响下，群众体育和体育产业受到一定程度的结构性挤压。

2.5  体育治理的新时代（2013年一）

   十八大是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起点。新时代以来，群众的公民意识逐渐提高，体育参与意识和获得意愿不断提升，对国家体育公共服务的期待不断升级，对群众体育服务投入不足和成效不利的反馈强烈，推动体育领域深化改革。体育领域大力推进服务转型，全面推进体育领域放管服改革，探索体育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和足球等重点领域改革。一系列改革的推进，促进我国在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道路上前行。

   （1）体育的综合价值得到全面重视。各领域不断挖掘和充分展现体育健康、教育、经济、精神文明、外交等方面的综合社会价值和作用。体育的健康价值、经济价值得到极大关注。《健康中国2030》明确提出“积极发展健身休闲运动产业”，将体育纳入国民健康范畴，成为国民健康端口前移的重要引领，全民健身计划也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自2014年以来，将体育产业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2019年更是被提升至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目标地位。

   （2）体育发展治理主体不断拓展。“政府——社会——市场”参与体育治理的格局基本形成。2014年，国家体育总局按照《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要求，2015—2017年分三批次开展28个全国性体育协会的脱钩改革，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扶持等方式对协会给予支持。同时，积极推进企业、社会力量、市场力量、学校力量办体育。通过“放管服”改革深化、协会脱钩改革的推进，体育治理中协会主体力量逐渐培育，市场主体力量不断壮大，体育行政治理逐渐向管理和服务的角色转变。

   （3）在运行机制上，积极构建开放多元、融合发展的体育治理机制。体育领域牢牢把握体育强国梦与中国梦息息相关的战略定位。2019年9月，《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明确提出“大力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更好发挥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重要作用，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创新、协调、开放、融合、共享成为体育发展的重要机制。市场参与体育治理的体制和机制不断优化，市场参与体育的积极性得到极大提升，仅2016—2018年，体育领域投资就达到6万亿。《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46号）明确提出加强平台建设，壮大市场主体举措，旨在优化市场在体育治理中的作用。体育的法治化建设不断加强，各类体育规章制度、体育执法等不断完善。

   （4）治理效果上，“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理念逐渐形成，体育地位不断提升。十八大以来，“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得到进一步阐明和强化，并直接影响我国体育发展。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逐渐深入，并逐渐渗透到体育实践的各个领域，将体育事业建设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群众体育发展格局逐渐形成，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口已达4亿。竞技体育发展以改革强备战、以备战促改的思路日渐清晰。体育产业发展迅猛,2018年，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总产出）为26 579亿元，增加值为10078亿元，体育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1％。

3  体育治理的主要经验

3.1  体育价值认知是体育治理的引领

   从新中国70年来我国体育治理的演变过程能够发现，体育治理主体的选择、治理机制的设计、治理效果的实现都是以当时对体育价值的定位为引领的。建国初期，强身健体、保家卫国的功能是体育的主导性价值。在这一价值导向下，1951年起部分地区和学校试行“劳卫制”,1954年5月4日正式颁布《“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暂行条例》，其目的是向劳动人民进行全面体育教育，培养人民成为健康的、勇敢的、乐观的祖国保卫者和社会主义建设者，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军事体育、学校体育、民族体育、农村体育、职工体育等得到快速发展。体育在各类国际舞台为国发声和为国争光的价值逐渐得到重视，并成为主导价值定位，形成以“中央体委”为核心的集中型体育治理模式，各类资源向竞技体育倾斜，同时对群众体育、农村体育、学校体育等形成一定挤压。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推动下，体育产业价值被提上日程，形成“为国争光”“经济价值”“健身价值”并行的体育价值认知格局，未能形成有效的整合治理体系，加上历史惯性，体育行政体系依然主要发展竞技体育。2010年前后，伴随政府服务转型，体育公共服务逐渐成为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能。进入新时代，深入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成为新时代体育发展的主导性价值基础。

3.2  体育治理始终服务于国家中心任务

   体育治理以体育价值认知为引领，而从新中国70年的体育治理发展能够发现，这种价值认知是一种国家认知，而不是个人认知。国家的认知实际上是一种国家战略的定位—国家中心任务，可以说我国体育治理发展始终服务于国家的战略需求。体育在不同时期都是为国家的发展和需求服务，其发展符合特定时期国家的要求，体育的发展嵌在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宏观环境中，在不同时期体育都较好地完成了国家所赋予的责任和使命。20世纪末期，我国体育价值定位和国家所赋予的职能更多聚焦于“为国争光”，体育在特定历史时期借助“举国体制”优势完成国家赋予的使命。而进入21世纪，尤其是北京奥运会以后，无论是社会还是国家，对于体育的要求都更加多元，体育被赋予为国争光、全民健康、经济促进等多元职能，而体育体系的路径依赖和经济社会的深度转型，导致体育尚未建立有效的配套治理体系，但体育的发展依然在尽可能完成国家战略要求。

3.3  体育治理基本匹配国家的发展阶段

   新中国70年的体育治理是在探索中不断前行的，尽管也出现一些波折，但与国家发展阶段是基本契合的。遵循不同阶段经济社会的基础情况和发展需要，坚持与经济、社会等基本协调，建立和完善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不断摸索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协调发展，统筹区域发展，坚持科教兴体、人才强体育、依法治体的进程中不断前行。从最初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到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到优先发展竞技体育，再到体育强国建设，无不是根据国家的发展阶段所作出的治理选择。优先发展竞技体育，是根据当时经济社会条件的限制和国家世界地位和形象的建构需要所作出的战略选择，在竞技体育中形成的“缩短战线、保证重点”也是根据体育发展实践和有限资源做出的重点布局。1995年颁布的三个“纲要”，是对人民健身需求提升、体育市场化改革探索和国际地位话语诉求的积极响应。2014年以来所发布的一系列体育产业政策文件，更是对居民体育需求和国家经济诉求的落实；伴随人民健康问题的日渐突出，体育与健康深度融合的治理在不断探索，充分显示体育治理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适应性调整。

3.4  体育治理自主发展的同时避免经验的断裂

   新中国体育事业与社会主义建设一样，是没有先例的，要在短时间内实现赶上或超过世界水平，困难很多。我国体育发展坚持走自主发展道路，并形成与之相匹配的治理体系。在体育治理过程中，走自主发展和博采众长的道路，积极吸取古今中外体育发展的优秀经验和治理路径，注重所处的大环境，在不同时期对我国体育发展的参与主体、治理机制等进行动态调整。我国体育治理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一定程度的经验断裂，在我国体育发展初期，体育的发展形成“整体性治理”格局，体育行政系统、社会系统、军队系统的整体参与对体育发展形成全局性支撑。然而，在随后的发展中这一系统性的框架作用未能有效发挥；同时行政体系内所形成的部门间良好协同机制也未能有效传承，导致体育开展中部门割据的现实，教育部门、体育部门、文化部门、住建部门等在体育发展中难以形成合力，甚至相互掣肘，严重影响体育发展，影响体育多元价值的达成。

4  体育治理的启示与趋势

4.1  体育治理价值的生活化：聚焦生活，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

   体育价值认知和国家对于体育的价值定位是体育治理的指针。新时代的体育治理，应首先根据经济基础的变化从上层建筑明确体育价值，国家要从顶层设计明确体育的战略定位。“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也是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中国体育事业改革发展的基本立场和根本方针。将“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引领体育事业发展，形成“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发展观，需要一个具体落地的执行概念，也就是常说的操作性概念，这个概念应该能够统领人民的各个层次和维度的体育需求。当前，我国体育改革、体育各领域发展与相应理论发展未能形成系统的、共识性的体系，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未能形成统一的体育价值认知体系，未能从更高维度认知体育发展的本源性问题。任海提出“聚焦生活重塑体育文化”，并提出构建“生活体育文化”，即基于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求，聚焦体育与生活的关系，以体育全面提高人的生命质量和生活质量为目标，促进人自身、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观念、知识体系和制度安排。基于体育发展现实，从魂、识、制、用四个维度对我国体育文化进行整体性构建，提供一个全新、全面的体育文化认知体系，能够有效地将体育的健身价值、争光价值、经济功能、娱乐功能和教育功能等整合一体，对我国体育治理具有较好的指导意义。

4.2  体育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整体化、分类化：顶层设计，做好层次化的体育治理主体设计

   多元化，是指我国体育治理的主体不断拓展。体育治理应调动体育发展的所有关联力量，参考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体育发展的主体性框架，将行政体系（体育局系统、发改委、财政部、教育部、文化部、共青团中央、妇联等）、社会组织、军事体育主体、市场主体等都纳入体育发展的治理主体中。同时，根据每一主体的发展阶段和经济社会基础、各关联主体的发展能力进行适配性角色定位和权能设计，明晰权责边界。

   整体性，是指体育是国民的体育，治理是全民的治理。体育实践是“嵌入”整个国家发展演进之中的，体育发展与其他领域发展和制度安排是相互交织的，体育治理理应对其他领域治理予以关注与互动。当前，对教育部门、文化旅游、青年团、工会、妇联、民政等部门的整体性体育治理尚未给予足够关照。体育治理中，从治理主体到治理对象、治理内容所涉及的利益共同体尚未有效建构，直接影响我国体育治理的合理性建构，影响体育事业的高效发展，因此要推进体育治理的整体观，包括政府、市场、社会三大主体，也包括各主体内部各部门、各领域的协同治理。尤其是在当前我国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力量还相对薄弱的情况，需要进行协同性的整体化治理主体设计。

   分类化，是指不同价值定位的体育应有不同的治理设计。在体育内部，由于各主要领域的价值导向侧重点不同，加之我国经济社会和各支撑环境的阶段差异，其在治理主体上也存在不同，应从国家层面做好体育的分类治理，促进体育治理效能的全面提升。（1）推进实施竞技体育“新举国体制”：发展定位上由竞技为国争光到为国争光与为民谋利相结合；参与主体上由政府单一主体向政府主导与社会主体协同参与；发展内容上由封闭式技术主导向开放多元化拓展；发展机制上由体育系统内部主体向系统内外共生机制转变。（2）推进实施全民健身“整体性治理”：注重政府内部的整体协同，构建齐抓共管的全民健身工作格局；构建人民群众满意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构建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发展机制；构建政府社会协同的全民健身投入机制。（3）推进体育产业市场主体“自治治理”。体育治理现代化，就是要打造出体育治理中的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机社会。政府应继续加大对社会主体和市场主体自治的培育，要进一步对不同类型的体育社会组织进行分类研究，制定针对性的培育与扶持方案。通过一定时间的培育，逐渐提升体育社团的自我管理、业务发展和资金筹措能力，同时避免体育组织对政府的无限期依赖，避免新的挂靠形式出现，真正形成体育社会自治。在体育产业领域，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建立起政府与市场的权责边界，为市场主体提供业务指导、市场规约、综合平台服务，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鼓励市场主体介入政府重大体育事务。打造政府——市场——社会互动的机制平台，形成产业发展的多元治理，坚持体育产业市场主导、打造体育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实施“体育+行动”、完善和落实体育产业发展政策。

4.3  体育治理机制的全面化、系统化：人本治理，构建立体化的体育治理体系

   “以人为中心”需要关注各类人群的体育发展诉求，实现大众体育和精英体育、政府诉求与个人诉求、公共体育与市场体育的整合。要实现体育的多元价值、关照体育的多元主体诉求、实现体育的多维度定位，需要全面系统的治理机制，基于以人为中心的体育，构建体育发展的基本机制模型。（1）微观层面，需要聚焦群众要懂体育、能体育，并最终实现爱体育，这是大众体育、精英体育、体育产业等发展的根基，体育治理应探索如何让更多的人懂体育、能体育、爱体育。（2）中观层面，体育的发展要有与之相匹配的支撑体系，包括完备的体育教育系统、体育场地设施保障系统、体育科学和医疗支持系统、体育赛事系统等。体育教育系统应探索如何培养数量足、质量高的教练员、裁判员、训练人员、产业人才等，为体育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场地保障模块应探索如何提供贴近群众的、安全的场地体系；赛事体系能够为参与体育提供展示平台，形成炫耀参与和自我检验，应探索构建贯穿全人群、全层次、全部门的体育赛事体系；体育科学、医疗应保障群众能够科学、有保障地参与各种层次的体育。（3）宏观层面，国家要建立大众体育与精英体育协调发展的平衡性制度，用精英体育带动大众体育，让大众体育成为精英体育的支撑，在财力配置上要基本均衡；构建全面性的体育关联行政体系工作机制，将关系体育的所有行政部门都纳入体育工作中，可以借鉴足球改革的经验在国务院层面成立体育强国建设领导小组，真正统筹各部门力量；探索建立良好的体育发展支持机构共同体，包括各类基金、企业赞助、体彩、院校、教育、军队、警察等，真正形成体育治理的全面化、系统化。

4.4  体育治理效果的民意化：形成以人民满意为指向的体育发展效果导向

   体育治理具有合意性特征，即体育的发展绩效与人们对体育的价值认知、期待和评判息息相关，不同国家和地区包括同一国家或地区的不同发展阶段，人们对体育的价值和目标评判都不同，并直接影响体育发展治理的选择。在全民健身意识大觉醒和健康中国战略的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深刻阐述了体育事业与人民幸福紧密相连、全民健身与健康中国高度融合、体育强国梦与民族复兴中国梦相互促进等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核心思想就是要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1）体育的发展为了人民，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于美好体育生活的需要，切实维护好、保障好人民的体育权益；（2）体育的发展依靠人民，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力量，不断丰富和完善群众体育的组织形式，探索全社会办体育、全民参与体育的发展模式；（3）体育的成效以人民对体育的满意度为最高评判标准，在体育发展和决策中要全面调研群众，了解群众各类需求，并针对性供给，让体育发展成果真正惠及人民。基于此，应探索建立体育发展的效果评价体系，扩展第三方评价在体育发展中的使用，通过评价了解、把握人民对于体育发展的满意程度，发现体育发展中的矛盾与不足，洞察体育发展短板，并进行精准性的体育治理调整，不断提升体育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体育需求的满足能力。

5  结语

我国的体育治理基本呈现对经济基础环境的适应特征，新中国70多年来的体育治理积累了诸多可以汲取的治理经验。在推进体育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应注重对本土经验的传承与创新发展，而不应单一地向外看，国外经验固然重要，但必须进行本土化改造，要进行理论的本土化建设才能更好地指导实践。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要根据中国的现实语境和体育问题进行针对性的治理建构，要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力促更多的人懂体育、能体育、爱体育，形成更为庞大的体育参与群体，厚植精英体育、体育产业的发展基础，从顶层设计上对体育事业进行全面性的、系统的设计，突破体育系统设计体育治理，根据发展环境谋划体育治理，推进全面性体育治理的形成。本研究为体育治理提供一个根植本土语境和历史观的考察视野，全面梳理新中国以来70多年的体育治理历程、优势和经验，并结合我国体育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提出未来一定时期体育治理的趋势。

——摘自：王凯，韩磊，新中国70年来体育治理的历史演进、主要经验和趋势前瞻——《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21.04

近代体育文化的变革是与中国革命进程息息相关的，无论是西方体育的引入，还是传统武术的推广，莫不如此；而以救亡图存、民族解放、人类进步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深受其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早期体育思想的发展，也体现了与各种社会思潮交锋碰撞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进程。在此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体育事业的发展道路开始萌芽。新的体育思想文化的传播，促使之后的革命根据地的红色体育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为新中国体育提供了发展思路和模式，也为当代中国体育的腾飞奠定了思想基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其中加快“体育强国”建设成为党的“十四五”规划的重要内容之一。学习和借鉴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体育实践的宝贵经验，对我国实现体育强国战略，开创体育事业发展新局面，有着不可替代的巨大价值。众多中共党史人物事迹材料的整理，以及对一些共产党人早期社会活动的专题研究，为探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体育实践和历史贡献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鉴于此，面向新时代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新形势，追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红色体育思想启蒙和文化创新实践，汲取中国体育发展历程中的宝贵经验和中国红色体育精神的思想财富，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旨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1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体育实践活动

1.1  自发的健身娱乐

俄国十月革命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了国家的前途和曙光，五四运动前后，这些革命先驱开始逐渐接受并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而在这一时期，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大多数尚处于青年甚至少年阶段，健身和娱乐成为他们参加体育活动的自然动因。强身健体者多以传统的习武练拳为主，如贺龙、刘伯承、许世友、彭德怀、彭湃、刘伯坚、彭雪枫等。许世友将军早年拜师习武，气功、武功兼修，武学造诣已为世人所熟知。贺龙元帅少年时代也是习武练拳，酷爱体育，建国后成为中国体育事业的开拓者和领导者。刘伯承元帅早年习武强身，擅长长拳、八卦拳、棍棒等。还有红军早期高级将领刘伯坚，在早年求学期间，就很注意锻炼身体，每天鸡鸣即起，在山坡上刻苦练习气功和拳术，坚持不懈，练就了强健的体魄。

近代以来西方体育的引进，也因其娱乐性和健身效果受到青年学生的喜爱。从诸多党史材料可以发现，早年共产党人参与的体育活动主要有足球、篮球、乒乓球、体操、田径、游泳、网球等。我党无线电台的创始人、后任外贸部副部长的李强在杭州南园的宗文中学就读时，就曾担任校足球队的中锋，还喜欢打网球、乒乓球、跑步，还参加了在西湖举行的划船比赛。其他如粟裕、陈潭秋、罗瑞卿、肖劲光、卢德铭、许光达等早期共产党人，也都是现代体育活动的参与者和热衷者。

1.2  自觉的体育锻炼

自觉的体育锻炼即是对体育有一定的理性认识，并能够将之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这一方面，主要以毛泽东、蔡和森、柳直荀、胡梓、谭寿林等为代表。毛泽东早在1917年就发表《体育之研究》一文，成为中国近代体育史上较早对体育进行系统论述的经典文献。青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为了锻炼身体、磨砺意志，热衷于多项体育活动，徒步越野、击水畅游是必修的功课，此外，他还练体操、习拳术。在担任第一师范学友会总务及教育研究部部长时，积极倡导和组织开展游泳、球类活动，目的不仅在于丰富学生的课外活动，更强调锻炼健康和强壮的体魄，以求将来能致力于挽救国家的危亡、改造社会的贫弱。毛泽东的挚友蔡和森在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依然刻苦自学，但也不间断身体和意志方面的锻炼，还拟定体育锻炼的详细时间表，有时和毛泽东等诸同志远行游历，既锻炼身体、陶冶情操，还作为接触社会、了解社会的有效方法，为进行革命工作奠定了思想和身体基础。

20世纪早期，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军国民主义的社会和教育思潮引入中国并逐渐推广开来，“体育救国论”在此基础上开始兴起。鄂东南根据地创始人胡梓早先也是“体育救国论”的拥护者，他于1921年考取东南大学教育科体育系，致力于体育专业的学习，试图通过体育达到强种卫国的目的。但在东南大学求学期间，与湖北同乡之中的进步青年阅读与研究了马克思主义著作，逐步认识到只有民众真正觉悟并联合起来、走共产主义道路，才能挽救中国，遂毅然放弃“体育救国”的狭隘思想，加入中国共产党，投入到党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革命洪流。

1.3  进步学校及社团中的体育教育

近代体育传入中国，直接影响到整个中国的各级文化教育单位，清末民初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学校教育的法令，大中小学校大都开设有体育课程。然而，那时各地体育课程的开设也并非没有阻碍。朱德元帅年轻时就曾担任四川仪陇县高等小学堂的体育教员，他所教授的体操课，因为身着短褂短裤，被旧势力诽谤为有伤风化，朱德愤而辞职，并写下了“投笔从戎去，刷新旧国风”的诗句。进步的社会组织和学生团体，也往往将体育锻炼列入具体活动内容。据中共早期工人运动活动家张昆弟1917年9月23日的日记记载，前一天他与毛泽东游泳后，至岳麓山蔡和森处，畅谈革命理想，“今日早起与蔡、毛二君，由蔡君居侧上岳麓，沿山脊而行至书院后下山，凉风大发，空气清爽，空气浴，太阳浴。胸襟洞彻，旷然有远俗之概”。正是共同的理想和抱负，把这些志同道合的青年团结在一起，并于1918年4月成立了湖南最早的倾向于社会主义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会员中还有何叔衡、罗章龙、李维汉、罗学瓒等。新民学会的精神导师杨昌济先生经常向会员讲解和传播中外各种社会思想，鼓励他们练就强健的体魄和坚强的意志，积极参与正在蓬勃兴起的新文化运动。

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的恽代英在私立武昌中华大学就读时期，曾发起组织了“步行会”，主要进行体育锻炼，促进道德修养，鼓励人们开展体育活动。广西早期党的领导人谭寿林在北京大学国文系就读时，发动爱好体育活动的同学，组织起北京大学体育促进会，还主动担任文牍股干事，开展丰富多样的体育活动。湖南农民运动的卓越领导人之一柳直荀18岁考入长沙雅礼大学预科后，坚持锻炼身体，被推举为体育会长。他经常向同学们宣传体育卫生知识，组织各种体育活动。为了开展体育活动，还不断与这所教会学校管理体育的美国人鲍费尔作斗争，揭露并阻止他贪婪克扣体育经费的行径；柳直荀也因此受到学生们的尊崇，又被推选为学生会会长。

1.4  革命斗争中的体育活动及作用

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早期共产党人也开展了与革命斗争紧密结合的体育活动。革命先烈阮啸仙曾担任第三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所长，他将学员按照军事编制组成“农民自卫队模范连”，除了每天进行军事技术训练和政治理论教育外，还组织各种讨论会、技击团、园艺部，开展各种学习讨论、体育比赛、文娱表演等活动，用各种方式方法教育学员，为党培养了一批意志坚定、作风顽强的农民运动干部。从小爱好体育活动的广西农民运动领袖韦拔群就是第三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李启汉在组织工人革命活动的过程中，将创办的工人半日学校改为工人游艺会，特别强调用文娱体育活动来活跃、振奋工人精神。由于担心新来的青年工人拘束，特别组织工人在室外草地上踢足球，不仅锻炼了身体，还活跃了气氛。工人游艺会在宣传动员方面起到了显著的作用，不久就在游艺会的基础上，成立了纺织工会沪西支部，成为上海工人运动的重要阵地。

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共产党人也以其坚韧顽强的精神、奋发昂扬的斗志适应着恶劣的斗争环境。1931年，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王若飞在包头组织领导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时，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在狱中，王若飞始终从容抗争，坚信革命必将成功；因而非常注意锻炼身体，每天早晨用冷水擦身，并坚持做自编的“室内体操”，伸腿、弯腰、曲臂、转体，练到浑身出汗才肯罢休。有些难友对此不解，王若飞解释道，自己锻炼身体，为的是增加革命的本钱。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高级将领罗炳辉年轻时参加了蔡锷将军等领导的讨袁护国军，自律极严，常在夜间悄悄起床练功，练就了超人的膂力、精湛的武艺。正是有这样的基础，在任新四军第2师师长兼淮南军区司令员期间，要求每一个指战员必须熟练掌握射击、投弹、拼刺刀、劈刀等技术，尤其在练习劈刀时，还亲自做示范动作。由罗炳辉精心挑选、严格训练的大刀队，常常重创日寇，在战场上杀出了军威和国威。

1.5  女性体育的努力开拓

在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传统思想的禁锢长期约束和阻碍着女子体育运动的发展。随着西方近代先进思想与科学知识的引入，女性的主体观念和独立意识开始觉醒，对现代体育的接受是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女党员之一、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向警予，在家乡湖南溆浦县城西文昌阁小学读书时，各门功课成绩优秀，尤其是体操一项更为出色，曾经代表学校参加县运动会的体操表演。在被称为“女革命家的摇篮”的周南女校就读期间，向警予每天清早进行体育锻炼，还和同学一起，坚持练习拳术。毕业后，抱着“教育救国”的理想，担任了溆浦县立女校的校长，不仅招募具有真才实学和进步思想的教师，还积极提倡体育活动，定期举办运动会，并和教师一起谱写了《运动歌》:“运动，运动，运动乐!不怕天寒与地冻，各把精神来振作。肌肉强，血脉活；运动，运动，运动乐!”

中国妇女运动另一位领导人、革命女杰蔡畅早在13岁时，就在母亲所办的湖南湘乡县“县立第二女校”扮演学生和教员的双重身份，而她所教的正是自己擅长的体育和音乐。由于蔡畅从小执意反对缠足，保住了双脚，聪颖活泼的她做起跑跳的示范动作轻盈自如。体育课上，蔡畅主要教学生体操、跳远、跳高、列队、跑步、跳绳等体育项目，使女校学生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后来蔡畅报考了周南女校音乐体育专修科，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留校担任附小的体育教员。这个时期，蔡畅有意识地将体育作为妇女形体解放和精神解放的方式，强调体育锻炼、增强体魄对于女性的特殊意义，这可谓是她探索妇女解放之路的最初实践。此外，还有一些女共产党员同样将体育与革命斗争结合起来，展现出了中国女性的精神和力量。革命烈士陈铁军就读佛山季华小学时，不顾保守人士的反对，带头上体育课，争取女性平等的权利。华侨出身的抗战英雄李林在上海爱国女中读书时，就爱好体育，入党不久后参加军政训练班接受军训，她坚持体育锻炼，练就了强健的身体和豪迈的性格，成为英勇善战的抗日游击队队长。

2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体育理论探索

2.1  中西方体育思想的初步融汇

近代中国社会风云激荡，民族危机加深，引进并学习西方思想文化已经成为先进知识分子的普遍共识，早期共产党人也不例外。青年毛泽东所著《体育之研究》就受到德国近代哲学的影响，其思想的触发点是深受尼采“唯意志论”影响的德国哲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当然，不仅是意志作为自由性的概念对毛泽东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更在于其体育思想“与这种理论的彻底性和科学性有着重要关系”。当然，不能忽略的是《体育之研究》中体现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精髓，即所谓“体育者，养生之道也”“体育者，人类自养其生之道，使身体平均发达，而规则次序之可言者也”“动也者，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而其自创的“六段运动”，分为坐势、立势、不定势，包括四肢屈伸、转体、按摩、深呼吸等动作，更是颇类导引术、八段锦等传统养生的基本动作和套路。可见，试图真正融通中西方体育思想，揭示科学体育观，重塑国民之健康体质与文明精神，是青年毛泽东《体育之研究》的历史价值和理论价值所在。

2.2  体育教育的改良与促进

对于学校体育和健康教育，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也有清醒的认识和较为全面的阐释。老一辈革命家和教育家徐特立于1924年发表《法国小学状况》，推介法国小学重视体育活动的教育思想，主张给少年儿童以充分的自由活动。在担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时，徐老对忽视学生身体健康而强迫学生死读书的旧式教育提出强烈批评，主张制订小学科目时把体操列为必修课程。青年领袖恽代英一生都关心和重视教育，积极倡导学校体育教育的改良，更突出强调体育对人性完善的重要性。对于当时体育教育存在的问题，恽代英尖锐地指出:“所谓体育，有些人因为迷信军国主义，提倡军法部勒（即组织约束）；有些人因为迷信义和团、同善社，提倡拳术静坐。然而究竟有真心认德育、体育是教育分内之事的很少很少”。而他在1917年发表的《学校体育之研究》，运用近代科学观点，对学校体育的目的、任务及对象等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分析，并对“军国民体育”“选手体育”“静坐体育”等的弊病进行了有力抨击。对于学校体育教育改良的目标和方法，认为“吾意吾国学校之体育，断不可不研究改良。改良之法如何乎?曰：改片断的体育为系统的体育，改偏枯的体育为圆满的体育，改骤进的体育为渐进的体育，改枯燥的体育为有兴趣的体育是也”。恽代英对学校体育教育客观与科学的论述，在中国近现代学校体育教育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外，早期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杨贤江在其教育著述中，较早从辩证发展的思想出发，倡导德智体三育并重的教育方针。他在其论著中指出:体育不但能够强健体魄、维护健康，还具有完善道德、增益智力、促进美育的功能；体育运动是造就健全人格的重要途径，而其最终目的是要为人类谋福利。

2.3  体育服务于中国革命实践和民族解放事业

近代中国迫于内困外侮，国家积贫积弱，有识之士积极寻求挽救危亡、强国富民之路，积极开启民智，争取独立民族。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同样不仅将体育作为健全人格的手段，更将体育与国家前途、民族解放联系在一起。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陈独秀先生早年组织发起“安徽爱国社”，并亲自起草章程，确定该社宗旨是“发爱国之思想，振尚武之精神，使人人能执干戈卫社稷，以为恢复国权基础”。陈独秀提倡尚武精神，也是认识到“中国的教育，自古以来，专门讲德育，智育也还稍稍讲究，惟有体育一门，从来没人提倡（射御虽是体育，但也没人说明），以至全国人斯文委弱，奄奄无生气，也是国促种弱的一个原因”。而尚武与爱国相辅相成，是时代赋予体育的特殊要求。毛泽东也是忧于“国力苶弱，武风不正，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的现实状况，才潜心研究和倡导体育，而对于体育的功效，在《体育之研究》中明确指出:“动以营生也，此浅言之也；动以卫国也，此大言之也”。恽代英作为早期青年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更是号召青年学生，以健康的体育活动改良颓靡的社会风俗，并将遭受压迫的工农群众团结组织起来，为中国革命作必要的准备。杨贤江则提出体育的目的不仅在于塑造强壮而健美的体格，还在于可以改造和服务社会。

3  结语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民族解放和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在近代西方先进思想的影响下，结合悠久的中华传统文化，将体育与中国革命实践联系在一起。诸多共产党人不仅身体力行，积极倡导并参与体育锻炼，还能够将之与革命宣传、对敌斗争、军事训练相结合，将体育活动融入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中去；更为可贵的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能够融汇中西方的思想文化，对体育进行理论总结，并形成于文献著述，凸显出体育的本质、功能及其意义，指出体育与社会改造、国家命运的关系，使人们能够切实地感受和理解体育的真正价值。中国红色体育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体育道路的启蒙与革新，并逐渐将马克思主义启蒙思想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交融的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初阶段的产物。中国共产党人的红色体育精神在新民主主义体育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体育实践和理论探索中，以开拓进取的精神不断创新体育发展方式，增强体育发展活力，体现了革命性、实践性、科学性、教育性，更好地满足特殊年代的需要，弘扬了实事求是、积极探索、勇于创新的红色体育文化精神。体育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进行社会主义思想建设、道德建设的重要手段，发扬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红色体育精神，是推动我国体育事业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精神动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有力手段。总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体育活动和理论探索，为新中国体育留下了宝贵的革命传统和拼搏精神，为以后中国体育及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本的思想及实践基础。

——摘自：闵瑞欣，冯鹭，启蒙与革新: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体育实践及理论探索——《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21.02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历经百年波澜壮阔的征程，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开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擎画了中国未来5年以及15年的发展新蓝图，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体育强国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综合概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三大球’要搞上去，这是一个体育强国的标志。”然而，“‘三大球’总体水平一直徘徊不前甚至出现下滑，人民群众很不满意”。“目前我国‘三大球’水平普遍不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突出短板。”“从现在到2035年建成体育强国只有15年的时间，从‘三大球’发展规律看，这就是一个培养周期，意味着从现在开始就要选苗子，就要为15年后做准备”。

   振兴“三大球”饱含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深切关怀，体现着新时代我国体育教育事业发展的前进方向。“三大球”的全面振兴是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标志，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缺少的核心内容。2019年发布的《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明确提出“全面推动足球、篮球、排球运动的普及和提高”。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提出明确要求:“要探索中国特色‘三大球’发展路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提出:“鼓励建设高水平运动队的高校全面建立足球、篮球、排球等集体球类项目队伍，鼓励中学建立足球、篮球、排球学校代表队。在体育高等院校建立足球、篮球、排球学院，探索在专科、本科层次设置独立的足球、篮球、排球学院。”川2020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中明确要求:“将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与中小学体育竞赛相衔接，纳入国家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川由此可见，在当前专业体制、职业体系、学校系统、社会组织交互影响“三大球”发展的现实中，“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不仅关系着广大“三大球”青少年运动员的健康成长，也关系着我国“三大球”发展的未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进行阐释和论述。2020年7月23日，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国少年先锋队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培育时代新人。”两个月后，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再度强调:“希望同学们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好好学习知识和本领，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些指示明确了培养“三大球”时代新人的根本方向，提供了“三大球”时代新人成长成才的现实路径。

1  “三大球”的发展离不开红色基因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政治底色。这种底色贯穿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军民开展的体育实践活动中，渗透在当代中国“三大球”的发展和“三大球”人才培养的理念中。红色基因是共产党人永葆本色的生命密码。信仰、追求、忠诚、担当，这些生命密码百年传承历久弥坚，对培育担当“三大球”振兴重任的时代新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信仰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各种考验的精神支柱。”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坚定不移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牢记党的性质和宗旨是信仰、追求的基因表达。

   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是党章对党员的基本要求。“要立志为党分忧、为国尽责、为民奉献，勇于担苦、担难、担重、担险，以实际行动诠释对党的忠诚。”自强不息、无私奉献、无怨无悔，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英雄主义气概，勇于担当、敢为先锋，奋力创造新奇迹的创新精神是忠诚、担当的基因表达。

   信仰、追求、忠诚、担当的红色基因深植于“三大球”的发展过程中，使“三大球”事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蓬勃开展，支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民战胜各种困难而赢得胜利；红色基因指引“三大球”事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及改革开放新时期不断进取，培育出以女排精神为代表的中华体育精神，助力全国各族人民应对各种挑战而赢得成功。

1.1  红色基因激发“三大球”事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蓬勃开展

   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党的早期代表性人物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恽代英、萧楚女、杨贤江、邓中夏等就强调体育改善民族体质、重塑民族性格的积极意义，主张通过发展体育，走救国救民之路。1916年，陈独秀在《新青年》撰文指出“年龄虽在青年时代，而身体之强度，已达头童齿豁之期。盈千累万之青年中，求得一面体壮、若欧美青年之威武凌人者，竟若凤毛磷角。人字吾为东方病夫国，而吾人之少年青年，几无一不在病夫之列”，表达了对当时青年人身体薄弱的担忧和希望改善青年体质的迫切愿望。1917年，毛泽东在《新青年》发表《体育之研究》一文指出“国力苶弱，武凤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同样描述了人民身体素质赢弱的现象。继而喊出“动以营生也，此浅言之也；动以卫国也，此大言之也”的时代强音，号召人们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强身健体。1922年，李大钊在《五一纪念日对于现在中国劳动界的意义》一文中指出“工人应减少工作时间，增加身体活动时间的观点，体现了体育对工人阶级的重要性”。早期共产党人对体育的认识与论述逐步形成为在马列主义指导下的先进体育思想。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号召开展以“养成工农阶级强健体格”为目的的体育活动。1929年，毛泽东同志提出工农红军要踢足球、练武术、强健身体的要求。1932年，闽浙赣省苏维埃代表大会《文化工作决议案》中提出:“体育运动，应在工农群众中去开展，发动群众经常做的各种运动，特别要做关于战争的运动。强健身体，锻炼在革命斗争所需要的技能。”同年，《湘赣苏区儿童团工作决议案》强调“要经常带领儿童参加球类、踢毽子、滚铁环等各种体育运动”。1933年为庆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五册运动会”的召开，毛泽东挥笔题词:“锻炼工农阶级铁的筋骨，战胜一切敌人”。

   为了“锻炼筋骨，战胜敌人”“在苏区内，体育运动是一天天地向前开展着。各地青年工农群众进行的—跳高啦、跳远啦、赛跑啦、游泳啦、秋千啦、篮球啦、足球啦、乒乓啦、举行运动会啦，轰轰烈烈，热热腾腾地掀动起来了。”缺少体育器材，就地取材，自制土器材，没有篮球架，木头上钉上铁圈，竖起来就是球架。篮球、足球等球类运动成为1933年“五卅运动会”、1936年红四方面军“五一全军运动会”竞赛项目。从1930年到1934年，中央苏区开展篮球比赛50次、足球比赛22次。

   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8月，在全苏区“八一”抗战动员运动大会开幕式上，毛泽东主席强调:“我们这个运动大会，不仅是运动竞赛，而且要为抗战动员起来”。1938年年初，八路军120师师民贺龙、政委关向应倡导成立120师“战斗篮球队”，朱德总司令亲自为“战斗篮球队”题词:“球场健儿，沙场勇士。”贺龙教导“战斗队”队员:“我们打球是为了锻炼身体，使自己能适应各种各样的艰苦环境，也是为了培养团结协作、勇敢顽强、不怕艰苦、严守纪律和机智灵活的战斗作风，是为战斗的胜利服务的。”1940年5月4日，延安体育运动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旨在推动中央、边区各机关、部队、学校、工厂、农村的群众体育运动，使体育更有效地为抗战服务。1942年9月9日，毛泽东为延安首届体育节题词:“锻炼体魄，好打日本。”

   为了“锻炼体魄，好打日本”，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领导人以身作则，带头参加球类等体育活动。延安大学规定每个学生应根据个人兴趣参加篮球、排球、足球、棒球、田径等任何一项活动。延安保育小学举行“三大球”比赛。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多次举行球类运动比赛。1939年延安首届青年节运动大会、1942年延安“九一”扩大运动会等赛事都设有篮球、排球、足球比赛；1941年在延安还举行过“朱德杯”排球比赛。在康克清的影响下，苏区先后成立了少共中央和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青年妇女篮球队。即便是被敌特重重包围的“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在周恩来、董必武的倡导下，也经常开展排球、乒乓球、篮球、八段锦等各种体育活动，还经常举行排球“楼际赛”(即按楼的层次组队参加的比赛）。在抗战的困难时期，体育场地和运动器材十分短缺，开展体育运动面临着巨大的阻碍和挑战。然而，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勤俭节约，敢于创新，用手工编篮、排球的球网，利用自然环境，因地制宜修建足球场地，在艰苦的环境中创造出适宜体育锻炼的条件。朱德指导战士们:“打篮球不仅能锻炼身体，而且可以锻炼我们的斗争意志，锻炼我们胜不骄败不馁的革命精神；打篮球5个人一队，因此，还能培养集体主义精神。5个人要拧成一股绳，有进攻的，有掩护的，要密切配合。球可以输，但无论如何不能输人。无论输多少球，都要一个劲地打下去，既不能气馁，也不能急躁，更不能互相埋怨。要发扬良好的体育作风。”贺龙教导“战斗队”队员们:“球队是一支队伍，一个集体，要有组织、有纪律，有良好的思想作风，要体现八路军的革命英雄气概和良好的道德风尚。球要打得好，要经过刻苦锻炼，要有好的技术和战术，还要有顽强的意志。”关向应常常严肃地告诫队员:“打球不但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技术好坏，更重要的是可以测验一个人的文化教养和思想品质”。抗日战争时期，“三大球”运动在增强战士凝聚力、培养团队协作能力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优势，这是“三大球”广泛开展的原因所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严峻的战争形势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及其中国共产党指挥的人民军队指战员必须具备钢铁般的意志和强壮的身体。同时，共产党人主张将体育与革命斗争相结合，以人民为中心，注重人民群众的体育活动参与情况，提高身体素质，进而发展革命力量。“锻炼筋骨，战胜敌人”“锻炼体魄，好打日本”的信仰和追求，使得在苏区、根据地开展的体育运动、“三大球”活动与提高军民体质、身体技能和军事技能，提高军队战斗力紧密相连。实现信仰和追求需要，自强不息、无私奉献、无怨无悔的精神，更需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不畏艰险、浴血奋战，敢为先锋。这些精神在以“战斗篮球队”为代表的指战员身上体现出来，充分反映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人忠诚担当的优良道德品质和战斗风格。

1.2  红色基因指引“三大球”事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及改革开放新时期不断进取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体育成为世界认识新中国的重要窗口，成为服务新中国外交路线的有力载体。1950年8月，周恩来在接见参加布拉格世界学生第二次代表大会体育比赛的排球及其他项目教练员和运动员时强调指出:“你们是代表新中国去比赛的，要表现出中国运动员的良好精神风貌”。1951年“中央体训班”（即现在国家队的前身）成立，体训班的任务是为国家培养优秀运动员，迅速提高体育运动技术水平，争取在国际竞赛中的胜利，为国家争取荣誉。1952年周恩来会见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和副团长时特别指出:“通过你们的工作和运动员的精神面貌去宣传新中国。在奥运会上升起五星红旗，就是胜利。”1955年贺龙副总理在波兰第五届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上亲自到中国青年足球队驻地教导全体队员:“参加国际比赛就是要为国争光。”1956年2月6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来访的南斯拉夫国家青年足球队时指出:“我们缺点很多，经济不行，文化也落后，体育也不发达。过去制度不好，封建制度，半殖民地国家，还受帝国主义侵略。现在重新建设经济，发展文化体育，我们还要打十二年败仗，能在第十三年打胜仗也很好。”1964年贺龙语重心民地教育大家:“我不晓得你们安心不安心?‘三大球’为什么上不去?解放到现在，已经十五年了，再搞不上去，难道要搞他个五十年?我们必须下大功夫啊!我快七十岁了，我希望在见马克思之前，能看到‘三大球’翻身。‘三大球’上不去，我是死不螟目！”1983年9月15日，邓小平为第五届全运会题词“提高水平，为国争光”。2011年7月4日，习近平会见韩国民主党党首、国会议员孙鹤圭时表示:“中国世界杯出线、举办世界杯比赛及获得世界杯冠军是我的三个愿望。”“中国足球看起来比较遥远，但是还得讲啊，你没有这个梦想，也不去想，就根本达不到，你想了才有这可能。”

   为了“提高水平，为国争光”“在奥运会上升起五星红旗”,1951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组织了第一届全国篮、排球比赛，比赛选拔出来的58名运动员成为首批国家队成员。同年，第一届全国足球比赛在天津举行。1952年第一届中国人民解放军体育运动大会、1955年第一届全国工人体育运动大会均设置有篮球、足球、排球项目。从1953年到1956年，我国先后派出足球、排球等多项目运动员到莫斯科、匈牙利学习深造。自1972年6月受十年动乱影响国内比赛中断以来，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性运动会就是全国篮、排、足、乒乓、羽毛五项球类运动会。1992年足球作为体育改革的突破口率先推进改革，1995年开始了中国篮球职业化进程，1996年全国排球联赛吹响了首次实行主客场制的哨音。正是因为“三大球”运动队伍中教练员、运动员、管理人员的奋力拼搏，才使得我国“三大球”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仅以参加亚运会为例，从1974年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参加亚运会，到2010年广州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参加了10次亚运会。10次亚运会中，中国男篮7次获得冠军，2次获得亚军和1次获得季军；中国女篮5次获得冠军，3次获得亚军和2次获得季军；中国男排3次获得冠军，4次获得亚军，2次获得季军，1次第5名；中国女排1次三连冠，1次四连冠，2次获得亚军和1次获得季军；中国男足2次获得亚军和1次获得季军；1990年北京亚运会首次设立女足项目后，中国女足1次获得三连冠，2002年获得亚军，2006年获得季军， 2010年第4名。

   为了“提高水平，为国争光”“在奥运会上升起五星红旗”，“三大球”人自强不息、无私奉献、无怨无悔，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不畏艰险、奋力创造，将信仰、追求、忠诚、担当的红色基因融入血脉，将项目的发展镌刻在时代年轮上。

   1955年，中国青年足球队赴华沙参加第五届世界青年联欢节，贺龙叮嘱领队和教练:“球可以输，但中国人民的志气不可灭。足球队要学习解放军英勇善战、百折不挠的战斗精神，打出水平来”。1960年，在中、朝、越、蒙四国足球对抗赛上，贺龙再次叮嘱中国队员:“上场就要有中华民族勇敢顽强的作风，不要怕死，不要怕伤。就是腿踢断了被抬下来，国家也养你一辈子。要有革命的英雄主义。”

   1964年，借鉴日本女排教练大松博文训练精华，学习解放军郭兴福教学法“坚持从严、从难、从实战需要出发，把兵练硬、练强、练精、练活，切实提高部队战斗力”的精髓，我国足球界率先提出“三从一大”（即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大运动量训练）训练原则。同年，全国训练工作现场会议要求各队坚决贯彻“三从一大”的训练原则，树立“三不怕”（即不怕累、不怕苦、不怕伤）和“五过硬”的作风（即基本功过硬、身体素质过硬、训练作风过硬、比赛拼抢精神过硬、战术配合过硬），实现训练工作的革命化。足球队精神面貌、训练作风和训练方法都有了可喜的变化，运动量有较大幅度提高，每周训练时数由1964年的18—22小时增加到1965年的24—30小时。

   1972年4月9日，周恩来在广东体工队观看男女排球队及其他队的表演后，对运动训练作出指示:“不搞训练，那怎么行呢?就是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嘛。要狠抓训练，要严格训练，不训练成绩怎么上的去呢？”

   1981年，袁伟民带领着中国女排在湖南郴州大竹棚积极备战当年女排世界杯。当时，队员们的裤子因反复翻滚救球而被磨破，队员们柔嫩的皮肤时常会扎进木刺……但是女排队员仍咬着牙刻苦训练，终于在世界杯舞台上成功折桂，并就此开启了中国女排的冠军之路。

   同样是在1981年，中国男排在世界杯预选赛上逆转当时的南朝鲜队，北大学子在校园中高喊:“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句口号喊出了全国人民渴望祖国繁荣、国家强盛的强烈愿望。

   1981年世界杯时，中国足球运动员容志行在比赛中所表现出来的尊重裁判、顾全大局，尊重对手、强调风格，尊重队友、重视合作，为祖国荣誉奋不顾身的高尚体育品德被誉为“志行风格”，成为当时最能体现民族精神的代表。中国女排“五连冠”展现出的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精神面貌，被誉为“女排精神”，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增强了全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2004年雅典奥运会，中国女排在落后两局的情况下逆转巴西队，取得奥运会冠军；2016年里约奥运会，中国女排在决赛中同样逆转取得冠军。从“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呐喊，到中国女排五连冠打造的“女排精神”，中国女排始终传承着艰苦奋斗、顽强拼搏、永不言弃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女足所向披靡，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其永不言败、无私奉献、团结协作、敢于拼搏的精神风貌被誉为“铿锵玫瑰”，给人以永不放弃的精神力量。

   “志行风格”“女排精神”“铿锵玫瑰”正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三大球”的发展中培育出的蕴含红色基因的伟大精神。这些伟大精神，是一代代“三大球”人坚定祖国至上的理想信念、格守敬业奉献的道德情操、坚持科学求实的理论实践、锤炼遵纪守法的政治品格、秉持团结友爱的精神风貌、发扬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的结晶，是信仰、追求、忠诚、担当的红色基因在“三大球”教练员和运动员中的传承。

2  摒弃红色基因，“三大球”发展将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近年来，我国“三大球”发展难如人意。2012年伦敦奥运会，“三大球”仅有女排、女篮、男篮三支运动队入围参赛，女排获第5名，女篮获第6名，男篮排名垫底，位列第12名，而男排、男女足球竟无缘伦敦赛场。2014年仁川亚运会，女排错失五连冠，女篮丢掉三连冠，男排获第4名，女足、男足、男篮创征战亚运最差战绩……中国“三大球”遭遇40年来首次亚运无金的尴尬。2016年里约奥运会，女排获冠军，女足止步1/4决赛，女篮获第10名，男篮排名垫底，位列第12名，而男排、男足无缘里约赛场。2020年东京奥运会，女排、女篮、女足获得入场券，而男排、男篮、男足无缘东京。究其原因，信仰、追求、忠诚、担当红色基因的缺乏可谓根本。

   “我开始踢球的那个时代没有职业联赛，成绩与金钱不挂钩，都在体校训练，所以球员都觉得这是自己一生中最喜欢的行业，能够踢球，特别兴奋。现在联赛兴起，小球员们身上承载的都是家人或自己关于金钱和荣誉的梦想，反倒抛开了对足球原始与纯粹的热爱”。这是前中国国家队前锋李金羽对中国足球的看法。

   “现有的篮球在技术水平、教练员、体能保障等方面与国际差距不是很大，主要问题是运动员内心的责任感，这是制约项目提升的核心关键。利益和良知是人内心的两种状态，过去是以利益驱动激发运动员的责任感，且利益驱动已经达到最大化，到现在利益驱动已经起不到什么激励作用，现在需要把运动员的良知调动起来，激发运动员为国争光的责任感”。这是中国篮协主席姚明对中国篮球的理解。

   信仰缺失、信念滑坡、精神迷茫的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年轻一代“三大球”运动员当中。没有纯粹信仰的支撑，没有忠诚爱国、为国争光的远大理想和追求，没有勇于担当的时代精神，“三大球”的发展便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赓续精神命脉，传承红色基因，用红色基因培育“三大球”时代新人是新时代实现“三大球”振兴的关键之举，也是加快建成体育强国的现实所需。

3  以红色基因育担当“三大球”振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少年强、青年强则中国强。2013年12月5日，习近平给华中农业大学“本禹志愿服务队”回信指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有源源不断的强大力量。”培育能担当“三大球”振兴重任的时代新人，需要传承好红色基因。

   坚定理想信念，是用红色基因培育担当“三大球”振兴重任时代新人的根本所在。“只要穿上带有中国的球衣，就是代表祖国出征、出战，为国争光是我们的义务和我们的使命，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郎平）；“作为国家队员，你要随时做好打仗的准备”“一直灌输四连胜出线目标”（李铁），广大运动员及教练员正是在传承红色基因的基础上为实现“三大球”振兴不懈奋斗。

   持之以恒的追求，是用红色基因培育担当“三大球”振兴重任的时代新人的基本目标。要鼓励教练员、运动员把红色基因与训练比赛实践结合起来，敬业奉献、科学求实，在训练比赛实践中认识红色基因，感知它、领会它；认同红色基因，弘扬它、传承它。“每一个运动员都应该像姚明那样去认真地善待自己和自己的职业生涯，持之以恒地对自己从事的运动项目进行不懈追求。”“关键还是从平时的训练中就严格要求，比如冬训的时候我们就强调要突破自己。我们的训练贯穿上午、下午和晚上，此外还要看比赛录像，有时候我自己都看恶心了。”

   传承伟大精神，是用红色基因培育担当“三大球”振兴重任的时代新人的必然要求。要充分吸收“志行风格”“女排精神”“铿锵玫瑰”等精神养分，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不断丰富、挖掘、构筑红色基因的时代内涵。2006年11月10日，中央领导同志看了世锦赛上中国女排负于巴西队比赛以后，给国家体育总局领导的电话表示：希望中国女排一定要发扬胜不骄、败不馁的体育精神，认真总结、不断提高。长征取得胜利，红军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靠的是顽强的精神，备战奥运会也需要顽强的意志品质。2009年10月16日，胡锦涛在接见新中国体育发展60年优秀运动员和教练员代表时，握着容志行的手指出：“中国足球还要继续发扬‘志行风格’。”2019年9月30日，习近平会见刚刚获得女排世界杯冠军的中国女排代表时强调：“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女排的喜爱，不仅是因为你们夺得了冠军，更重要的是你们在赛场上展现了祖国至上、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的精神面貌。女排精神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精神，喊出了为中华崛起而拼搏的时代最强音。”

4  结语

从“锻炼筋骨，战胜敌人”“锻炼体魄，好打日本”到“提高水平，为国争光”“在奥运会上升起五星红旗”，一代代“三大球”人用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不懈努力、执着追求、忠诚担当，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敬业奉献、团结拼搏，凝练出“志行风格”“女排精神”“铿锵玫瑰”等伟大精神，传承着信仰、追求、忠诚、担当的红色基因。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用红色基因培育担当中华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汇聚磅礴的青年力量。培育“三大球”新人同样需要红色基因的滋养，这是新时代振兴“三大球”、建成体育强国的重要精神支持和根本力量源泉。

——摘自：钟秉枢，王永康，李楠，传承红色基因培育担当“三大球”振兴重任的时代新人——《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1.08

1  问题的提出

   新媒体环境下，互联网对体育的影响日益显著，重构了体育传播的媒体格局、传播方式与舆论环境，网络成为政府体育治理的重要载体。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络新闻用户规模达到7.43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0.4％。体育传播正在走向以受众为核心、以技术为动力和以互联网为平台的全新传播格局。互联网带动了体育信息的普及，便捷了网民对热点与重大体育事件的关注、转发与评论，网络平台的开放性也为体育事件舆情的生成、积聚与扩散提供了渠道。

   体育传播中的热点事件具有很高的公开性，且日益呈现高频化、复杂化特征，当高呈现度的体育事件与新媒体与生俱来的技术活性、网状信息节点及病毒式传播结合在一起，体育便成为网络舆情的高发领域，给政府体育网络舆情治理增加了难度。作为网络舆情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体育事件网络舆情同样面临着“表达者的群体失衡和复杂诉求、平台割裂与传播的偏向、观点的分化和共识的缺乏”的问题。因此，理解新媒体环境下体育事件网络舆情的实质及表现特征，成为构建科学合理且有效的体育网络舆情治理规则的前提和基础。同时，关注热点体育事件的网络舆情，形成前瞻性、全局性及动态性的体育网络舆情引导策略，对于落实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完善舆论监督制度，健全重大舆情和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机制”以及《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提出的“加强体育舆情监测，提高网络舆情应对能力”，形成健康的体育舆论环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对体育科学化、民主化决策也将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2  新媒体环境下体育事件网络舆情的特征

   新媒体主要基于数字技术、网络技术以及其他现代信息技术或通信技术，是具有开放性、融合性的媒介平台，能将有限的信息资源演变为网状传播。喻国明认为：“一种有影响力的新媒介出现并不仅仅增加新的传播通路和传播平台，更大意义上是用它的社会连接力量构造一个新的现实，新的生态，新的力量聚集方式和新的游戏规则。”人类对新媒体形态的使用，对思维认知和行为方式的影响远大于技术所传递的具体信息内容。体育事件网络舆情是借助网络对公共体育事件或体育社会问题的态度和意见，是社情民意的真实反映。随着中国体育进入泛媒化传播环境，社交关系、智能推荐、用户画像等要素嵌入网络空间，使得体育事件网络舆情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

2.1  舆情的产生：新媒体引爆，主流媒体跟进

   体育舆情的生成与传播媒介的形式关系密切，在微信、微博、移动终端等新媒体出现之前，报纸、广播、电视、PC端是体育事件的主要传播渠道。传统媒体环境下，采访权、编辑权、发布权的垄断性使体育舆情在“把关人”和“议题设置”的主导下，表现出一定的稳定性和可控性，并可以有效引导。随着新媒体技术飞速发展，“沉默的大多数”逐渐拥有编辑权、发布权等网络话语权，焦点体育事件的舆情改变了“他媒体”或“官媒体”环境中体育网络舆情的生成与扩散机制。“用户不仅仅是单纯的媒体受众，同时也成为信息的生产、制造和发布者，自媒体平台的每一个用户都可以自由、随时地发布任何他认为有价值的信息。信息的自由发布导致互联网舆论的信息源头多元化，增加了舆论控制的不确定性。”依赖全新的技术理念，新媒体改变了传统媒体环境下体育事件的信息单向度发布以及路径可控模式，自由发布的交互性使体育传播呈现“去中心化”的分权特征，甚至不乏“自媒体泡沫”现象。

   新媒体具有快速、大容量、交互式、无地域限制等特点，对传统媒体中心的地位形成巨大冲击，各类新媒体平台裂变式的传播速度可在瞬间将体育事件推向舆情高峰。从体育信源或传播主体角度看，现实中的热点体育事件往往率先由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等自媒体引爆，尤其是关键意见领袖（Key Opi-nion Leader）通过制作视频、发布评论等方式表达对事件的看法，更易主导舆情走向，传统媒体加入后的融合传播，最终推动舆情走向顶峰。如备受关注的中超“傅明事件”，傅明作为裁判在赛场上的判罚引发鲁能方面抗议，原本属于足球业务层面，但愤怒的鲁能球迷却将事件焦点引向场外，媒体对事件的关注也由赛场内转向赛场外。经舆情监测系统鹰眼速读网溯源发现，最早爆料傅明论文抄袭的是署名“未来矩阵”发布的《中超金哨傅明火了：论文抄袭竟达54.84％远超翟天临》。随着事件在网络上持续发酵，主流媒体开始跟进报道，对事件进行权威评论并加以定性，扮演着引导网络热潮的角色。在“傅明事件”中，人民日报海外版——海外网、正义网、新京报、澎湃新闻等主流媒体纷纷报道，通过还原事实、补充背景等给出专业意见。总体上说，自媒体空间引爆、主流媒体跟进的体育网络事件传播模式，既是新媒体环境下体育网络舆情形成的解释框架，也构成了体育网络舆情治理的规则框架。

2.2  舆情的结构：呈现多维度舆论场

   以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代表的传播技术构建了全新的媒介形态，赋予不同社会群体实时互动、参与体育信息交流的话语权，使“全媒体体育舆论场”成为可能。但是，话语权并不代表拥有同等影响社会及他人的能力，“同等知情、表达和参与的权利并不能带来同等的现实影响力，舆论场的优势地位与主动权不断分割变换，话语权产生分化”。官方媒体与意见领袖、公知分子、网络红人等因在掌握体育话语资源上具有先天优势，对网民的舆论影响力、控制力与引导力不断强化，进而出现分化。新华社原总编辑南振中曾提出“两个舆论场”的概念，用来区分大众口头舆论和官方舆论。实际上，当前的舆论场呈现出线上与线下、民间与官方、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体制内与体制外、国内与国外等相互交织的多维舆论场。

   体育领域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历来受到媒体的高度关注，一些重要的体育事件会迅速成长为社会关注的公共议题，区域性体育事件也会演变为全国瞩目的公共话题。由于价值立场、利益诉求的不同，不同舆论场对同一话题的评论并非完全一致，“在市场细分与信息茧房效应的叠加下，舆论场呈现对异己观点低包容度的现象”。当前，进入全面改革“深水区”的中国体育与网络社会在时空上重叠，中国体育不仅处于突发事件高发阶段，且面临着不同舆论场对体育事件的选择性传播：放大或者屏蔽，炒作或者引导，合作或者对抗，污名或者正名。就体育事件的网络舆论结构而言，不同舆论场之间存在着信息接收、认知、评论等方面的不均衡性，具有空间上分化和观点上对抗的两重特征。德国学者诺依曼指出：“人们看到的是他们所期望看到的，道德评判通过充满感情的刻板成见、标志符号、幻想而在这其中起到引导作用。”在备受争议的苏州（太湖）马拉松“递国旗事件”中，志愿者2次进入赛道递国旗，导致何引丽以5秒之差错失冠军。志愿者递国旗、何引丽扔国旗与赛后的官方回应引发了舆论的广泛关注。在这场事件中，“@四川魏静”发文指责何引丽故意扔掉国旗，并质问“成绩比国旗更重要”。同时，“@头条新闻”“@新浪跑步”等新媒体意见领袖也对事件不断进行解读与价值判断，进一步引发网民对于事件的理性思考。针对喧哗嘈杂的网络舆情，央视网、澎湃新闻等官方媒体相继对该事件进行理性评论，积极引导舆情，起到了正向引导作用。不同舆论场所传递的声音，源于多元社会心态和不同群体体育价值在互联网上的聚合与分化，最终形成复杂的多维体育舆论场。

2.3  舆情的规律：随信息前置快速流变

   目前，学界对网络舆情的研究大都依据生命周期理论，以时间为主轴，先后提出众多网络舆情传播变动规律。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任何体育事件网络舆情都要经历发生、发展和衰退的过程，“舆情聚合、舆情形成、舆情爆发、舆情应对、舆情反复及舆情消解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网络舆情发展过程”。从体育舆情生成看，一个体育事件能在互联网上快速传播，受制于事件的显著性、重要性、接近性、时效性等一系列约束性因素，如事件本身的热度、公众的关注度、媒体的议题设置以及政府的舆情引导等。层出不穷的热点体育事件为体育网络舆情的爆发、扩散、消解提供了接续不断的议题，体育网络舆情变化规律成为政府体育决策与网络治理的重要参考。

   新媒体环境下，媒介技术具有“全时、全域、全民、全速、全媒体、全渠道、全互动和去中心化、去议程化”等特点，加速了体育事件的传播，体育事件网络舆情传播成功突破了时间、地域以及环境等因素的限制，传播周期也出现缩短的趋势。造成受众对体育事件关注度下降的原因，除了同类事件议题造成的审美疲劳感以及行政干预造成的非自然衰减外，互联网信息传播特有的“快餐式消费”特征也不容忽视，一旦出现新的体育事件，原有议题便会迅速降温。究其原因，美国学者道格拉斯·洛西科夫将其归结为“数字化精神病”：“我们为了与数据流中任何一个微小变化保持同步而采取的特别措施，到头来只是放大了这些变化在万事万物中的相对重要性。”在他看来，对于信息未知的恐惧是受众不断追逐信息的内在动力，受众开始成为新闻传播的源头而非终点。

   新媒体环境下，为了免除受众对信息未知的恐惧，各类信息分发平台不再依赖信息过滤或搜索，而是通过算法推荐将“信息前置”，改变受众在获取信息过程中的时间分配。面对海量体育事件，受众注意力的有限性与体育信息供给的无限性构成一对新矛盾。为了节省用户获取体育信息的成本，今日头条、一点资讯等大多通过算法将用户画像与内容进行匹配。算法推荐是基于人——机器交互的全新信息分发模式，其原则是信息找人，新的体育事件出现后会被迅速前置，旧的事件很快被新发生的事件所覆盖。“此时，新的舆论热点事件吸引或转移了广大网民的注意力，使网络舆情消退并逐渐由聚合状态慢慢离散并冷却。”从一系列热搜的体育事件来看，事件的主题和当事人频繁发生更替，如韩国光州游泳世锦赛上孙杨与霍顿的纠葛、男篮世锦赛中对阵波兰队周琦发球失误、U19国青集训6名球员违纪、孙杨兴奋剂检测违规等，这些轰动一时的重大体育事件都在特定时间内引发网友的热议，而又迅速被新的热点体育事件所淹没。被媒体报道、大众热议过的体育事件最终会沉淀为体育文化记忆，呈现出可访问性、持久性和全面性的特点。

2.4  舆情的后果：极易走向“后真相”

   “后真相”（post-truth）一词最早出现在1985年，“客观事实的陈述，往往不及情感和煽动信仰更容易影响民意”，是当今舆情研究的重要解释框架，《牛津词典》曾将其选为2016年年度热词。2004年，美国作家拉尔夫·凯伊斯在《后真相时代》中指出：“在后真相时代，我们面对的不只有真相或谎言，还面临着第三种情形，那是一种模糊的陈述，它既不是确切的真相，也不构成谎言。它可以称为放大的真相、新真相、软真相、人工真相、淡真相。”新媒体环境下，实时化、碎片化内容生产方式使体育信息生产的门槛不断降低，传统媒体“把关人”角色遭到削弱，基于网络平台偏离体育事实真相的“伪新闻”层出不穷。与之前依赖专业、权威新闻媒体机构过滤体育信息不同，现在受众越来越需要自己从海量的体育信息源中过滤信息。“辨别真假的责任更多地落在了我们每个人的肩上，我们正成为自己的编辑、自己的把关人和自己的新闻聚合器。”情绪与想象、真相与遮蔽、认知与反转成为当前许多体育事件的呈现形式。引发网民关注并参与其中的体育事件在多方舆论的交锋中，不断上演剧情的转变甚至反转，几经辗转最终抵达真相。

   后真相时代，越来越多的信息生产主体加入体育传播行列中，微博、微信、论坛、短视频等信息平台催生了体育网络时评的勃兴，在热点体育事件爆发时扮演围观、戏谑、解构与建构、道德审判等多重角色。由于知识结构以及媒介素养的差异，网络时评“不可避免地漂浮着大量个人主观言论、情绪极化标签、未经证实的信息片段及轻率的判断”。对受众个体和群体而言，只要情绪和想象能够获得表达渠道，对体育事件本身意义与价值的追求反而退居其次，甚至对事件进行夸大、嘲讽与调侃。受众更愿意选择符合自身消费习惯和消费满足的信息，在徐晓东与雷雷网络约架所引发的中国武术能不能打的讨论中，受众除了质疑，还掺杂着戏谑与调侃，甚至抱着“娱乐至死”的心态而不愿追究真相。在诸如此类的体育事件中，相比于了解体育事件的事实与真相，受众更倾向于在话题讨论中进行情绪宣泄。“拟像的真相取代了原本的真相，真相便成了复数的真相，每一个真相知识面对一种特定拟像下的数值。”网络舆论中充斥着受众的情绪表达与主观判断，各种层出不穷的观点与评论促使热点体育事件持续发酵，延长了体育舆情的动荡周期。

3  新媒体环境下体育事件网络舆情的引导策略

   新媒体环境下，体育事件网络舆情形成与扩散机制发生深刻变化，包括：舆情主体的广泛性与行为的情绪性、传播空间的无界性与意见汇聚的实时性、舆论场域的多元性与议题生成的多面性等。新的媒介环境与舆情生态给政府体育治理提出了新挑战，需要重构体育治理的内涵与维度。政府体育治理不仅包含线下的体育发展规划、体育法治建设及常规体育事务管理，而且包括线上体育舆情的应对。面对频发的体育事件及其网络高关注度，加强体育舆情的分析与引导，有助于全社会理解、支持、参与，以及推进中国体育的全面深化改革，提升政府体育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3.1  加强体育事件网络报道的议程设置

   议程设置是大众传播理论的重要支柱，注重从长远角度对受众认知能力产生主导性作用。1972年，美国学者麦考姆斯和肖在《大众传播媒介的议题设置功能》中提出：“大众传媒迫使受众关注某些特定的问题，不断向大众建议他们所思、所知、所感的内容应该是什么。”面对信息过载，囿于区域限制，受众在关注、评论、转发体育新闻事件时，议程设置通过传递事件重要性发挥作用，强调事件的重要程度与被公开传播程度的相关性，比拉兹菲尔德提出的“选择性理解”更有说服力。通过议题设置对体育新闻事件进行结构化处理，最重要的意义是“在被表现的事件的等级秩序中建立一种关系，那就是意义的等级跟这些事件的等级是对应的”。

   新媒体环境下，无论技术怎样迭代、传播方式怎样变化、受众需求如何多样，专业优质的体育新闻内容始终是核心竞争力。议程设置所注重的“需要引导的需求”仍具有重要意义，依然要重视媒介予以事件传播位置与受众注意力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内容永远是根本，融合发展必须坚持内容为王，以内容优势赢得发展优势。”将什么样的体育信息内容呈现给受众，不但关系到媒体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关系到体育在社会中的整体形象和价值定位。当前，中国体育改革中重要议题很多，东京奥运会推迟举办的影响、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举办、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体育赛事活动的监管与服务以及体育行业协会的脱钩等，都是体育新闻的关注焦点和体育事件的内容看点。媒体可以根据自己的宗旨与特色，设置传播策略和传播主题，“寻找出事实维度和价值维度之间的舆论种子”，吸引受众注意力，激发其兴趣，影响其认知。

   从受众角度看，对媒体报道的体育事件并非照单全收，而是基于知识结构和选择性心理机制组成的分析框架。“人们评价媒介内容最频繁使用的标准，往往源于文化，通过社会化的教育机构、家庭、宗教传承下来的传统的价值标准。”随着体育新闻内容提供渠道稀缺局面的缓解，大量信息频繁在不同媒体和平台上重复出现，稀释了体育新闻的价值含量，海量覆盖的传播效果疲态尽显。新媒体在开启传播内容的去中心化同时，传播从“传者本位”向“受者本位”的转变，受众分化为“全议题公众、热点议题公众、单一议题公众、漠视议题公众”。依据美国经验主义“使用与满足”研究范式，受众自我信息寻求对媒体传播效果有显著影响。根据受众的这一特点，体育新闻报道要注重信息“告知思维”向“打动思维”转变，对热点、突发的体育新闻事件进行严格把关，用高质量、可自助的体育新闻内容服务用户。

3.2  加强多维度体育舆论场建设，平衡话语权与价值观

   场域理论是由法国学者皮埃尔·布尔迪厄提出：“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具有相对自由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空间。”在弥漫各类体育信息的网络空间里，中央媒体与地方媒体、官方媒体与自媒体、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等“小世界”形成了多层次、立体化、全覆盖的传播格局，通过报道、评论、转发、推介等途径，把各自特定诉求的观点、信念、态度传播给受众。不同形态媒体平台的社会效力在于，各自通过对具体体育事件表达立场和倾向，并对事件的来龙去脉、是非曲直进行肯定与否定，最终产生对类似事件内容的重复性激励和抑制作用，从而起到推动体育事业发展进程的作用。

   在开放的网络传播链条中，中国体育发展的诸多主题被公开讨论与分享，但不同媒体形态的舆论场所持的立场、视角、价值取向存在显著的分歧和差异。从对公开发布的各类体育政策不同层面的解读，到对知名运动员、教练员赛场内外的全方位关注，再到对体育管理体制内部各类问题的吐槽等，舆论话语分野明显，呈现出“主体多元、议题多面、博弈多发、形态多样”的特征。随着舆论场域的不断分化，传统媒体、主流媒体正在遭遇微博、微信、抖音、快手、哗哩哗哩等新媒体的包围、消解、对立甚至对抗，新媒体可以自行设置议题，通过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实现对网民的“锁入效应”。然而，体育舆情治理的内在动力需要多方面的价值支持，尤其是涉及体育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议题、领域，体育舆论结构必须与媒体运行制度契合，强化主流媒体在信息来源、观察立场方面的引导性作用。就当前实践来看，大量互联网社交媒体产生的体育新闻呈现信息碎片化、情绪化、民粹化等特征，形成“媒体泛化、新媒强化、受众分化、声音杂化、沟通难化”的舆情格局。因此，严肃、精英、专业的主流新闻必须主动占领舆情高地，理性且权威地建立对体育世界的认知，这也给主流媒体通过接入互联网重塑话语权提供了契机。

   新媒体技术为网民提供了多元体育信息生产与传播渠道，并催生开放的话语表达空间，此消彼长的话语博弈形成了多维度舆论场。“舆论是关注的表达”，体育舆论场原本是网民基于共时性网络空间表达对体育事件的认知与态度，是“稀以为是”与“众以为是”的集中表达。然而，舆论的世界又是一个充满竞争性传播的世界，“各以为是”的表达将舆论世界切分为一个个具体的舆论场，存在着分歧与对立，彼此陌生的网民在开放的信息技术中因各自价值观而生成封闭的舆论环境。“陌生化网民在虚拟和现实时空进行多维度、多层次、同步性互动，将信息偏好与利益诉求联系起来，形成舆论、观念公众和行动公众，进而影响社会舆论的演化。”实际上，无论是李普曼所说的“虚拟环境”还是诺依曼提出的“意见气候”，都倾向于把舆论当作具体的世界来研究。由此引申，广大受众借助不同媒介技术对体育事件关注与表达，因技术偏好进行的匿名化、实时化互动，因意见一致而迅速形成公共舆论场域（世界），也容易在场域内部的群体认同中出现排他性、无序性及片面性局面。因此，要充分认识媒介技术在促进体育信息流通中的重要作用，也要注意其存有在形塑多维舆论场中掩盖事件真相、无法基于统一的解释体系达成体育共识方面的弊端。

3.3  构筑法治化的网络舆情监管体制

   政府是体育事件网络舆情的治理主体，是诸多治理参与主体的核心与主导。《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明确将“建立健全网络舆情监测、收集、研判、处置机制，推动网络监督规范化、法治化”，作为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目标。《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提出，要加强体育舆情监测，完善体育网络舆情的发现、研判与回应。网络社会中，要形成“党委领导、政府管理、企业履责、社会监督、网民自律等多主体参与，经济、法律、技术等多种手段相结合的综合治网格局”，必须要构建起法治化的网络舆情治理体系，积极发挥主流媒体舆情引领效能，依法规范网络平台，加强对网民的引导。

   依法规范网络平台，建立信息内容生态治理机制。新媒体环境下，早期的门户网站不断裂变为内容平台、社交平台、分发平台、直播平台。今日头条、一点资讯、微博、微信等平台正逐渐成为体育新闻、体育事件、体育赛事传播的重要渠道。在流量导向、算法推荐的加持下，技术平台出现“垄断渠道、掌握受众、控制资本、反制内容”的特征，需要引起足够重视。在天津天海足球俱乐部退出中超事件中，网友“深足冲冲冲”在Twitter上爆料，深圳佳兆业总经理丁勇授意部分媒体及记者发表抹黑天津天海足球俱乐部的文章，矛头直指《足球报》记者陈永和《新快报》记者王敌。这则消息的传出，恰好处于中国足协裁决天津天海足球俱乐部能否留在中超的关键时刻，“阴谋论”甚嚣尘上，对中国足球舆情环境造成极坏影响。当前，受众对体育事件信息的获取与解读严重依赖各种技术平台，用户豁性又反向推动技术平台自身出现“异化”，虚假新闻、谣言、后真相、高级黑等问题频出。体育信息内容服务平台要严格按照《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健全用户注册、账号管理、体育信息发布审核、跟帖评论内容审核和消除体育网络谣言等制度，这是建设网络强国和体育强国的双重要求。

   加强网民个体的责任意识，引导网民理性参与。面对9.89亿大规模的网民群体，网络信息的舆论导向所蕴含的社会动员能力空前提升，网络舆情风险随之加大。尽管现有的法规政策对信息服务的提供主体设置了严格的行为规范，但难以对匿名受众利用媒介技术生产、接收、评论与转发体育信息的行为进行全面干预，恐吓、低毁、谩骂、嘲讽、恶搞、戏谑、调侃等非理性的表达始终存在，“以至于生产出一套具有思维定式和固定程式的对抗性话语体系”。如中超的“傅明事件”，一些愤怒的鲁能球迷竟然对傅明进行人肉搜索，扒出其在足协任职的妻子及发表论文等个人信息，不惜以“闹大”的方式进行情绪宣泄。因此，固然要充分尊重网民对体育事件的舆论表达权，但更要引导网民提升媒介素养，养成理性表达网络话语的习惯.确保体育网络舆情朝积极方向发展。

3.4  以体育事件为中心，澄清真相，凝聚社会共识

   作为非建设性、生成性与情绪化的社会存在，“后真相的本质是后共识”，在遮蔽体育事件真实呈现的同时，对体育事业发展的秩序与方向也产生不确定的威胁。身受“解释冲突”困扰的受众，对体育事件的认知是部分真实，或是一种共识真实，而非理性真实，但并非意味着没有真相，“而是我们以往接近真相的方式出了问题，需要重新在更宏大的背景下，重建一个可以直接接近客观性标准的框架，而不是让真相留下的空位直接转移到主观性之上”。搭建接近客观性标准的框架.破解体育事件“真相难求”的难题，必须基于传播者、受众、传播平台对体育共识的建立以及公共理性的回归。归根到底，体育事件的真相能否被媒体真实报道，能否被受众信任，与报道体育事件的体制、机构、从业者密切相关，而恰恰在这些方面出了问题。从孙杨“暴力抗检”事件中出现的后真相可以看出，最终根源是网民对明星运动员的态度出现了两极分化。当孙杨以及孙杨母亲依然试图用以往成绩感化网民、用爱国情怀唤起“民粹主义”，进而影响舆情时，网民的态度却转向了不相信甚至是不信任，这正是网民公共理性的回归。

   后真相问题的破解，需要多元力量参与“竞争性真相”的话语竞赛。体育事件网络舆情发生结构是信息发布主体与舆情推动主体之间的互动、对峙甚至博弈。“信息控制主体凭借对核心事实的垄断，控制信息的时机和内容，乃至进行必要的信息垄断；舆情推进主体则借助多视角的审视，对选择性发布的逻辑漏洞和信息缺口，进行颠覆性的质疑和揭露。”从体育事业治理体系的内涵来看，不同话语竞赛虽有利于体育事件真相的呈现，扭转体育事件网络舆情，但最终也会撕裂社会信任。如国际体育仲裁院关于孙杨暴力抗检的仲裁案，正是在不断逼近真相中还原了事件的真实。当国际体育仲裁院作出孙杨禁赛8年的裁决后，网民“一边倒”支持孙杨，甚至认为这是国外反华势力打压中国体育的“阴谋”；而随着事件线索的不断丰富，尤其是事发现场视频的披露，孙杨怒砸“检测瓶”的事实呈现，网民开始质疑孙杨团队对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检测规则的无知；当庭审现场直播画面曝光后，孙杨不专业的临时更换律师以及孙杨母亲不合时宜地回答法官提问等，都引起网民的反感。2020年3月4日，《检察日报》（第6版）连发《观察孙杨事件的三双慧眼》《无视规则将会承担相应后果》《商业比赛不能与国家荣誉捆绑》3篇文章评论孙杨事件。在网民不断搜集事件关键碎片以及权威媒体进行专业评论的合力下，孙杨事件逐步在社会中形成共识。

4  结束语

新媒体技术的进化、媒介平台的价值诉求与受众对体育信息生产与消费的分化，共同构成了体育事件网络舆情的内在张力，体育网络舆情引导必须基于此种逻辑。当前，中国体育处于全面深化改革与传播环境深刻变化的叠加阶段，体育事件网络舆情既关乎体育治理本身，又与国家形象、社会心态、政务服务等密切相关。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建立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全面提高网络治理能力。”加强体育事件网络舆情监测，提高体育事件网络舆情应对能力，是新媒体环境下对政府体育治理提出的新命题，也是建设体育强国与网络强国的共同要求。从长远看，采用回望式研究思路对体育网络舆情静态演化特征进行研究，显然难以对变动不居的新趋势形成动态性、整体性及前瞻性认识。随着新媒体技术的日新月异以及体育改革的全面深化，对代际更替引发的新生代舆情表达倾向、技术进步促成的媒介平台迭代以及体育改革触发的焦点议题变化等，都必须及时准确地洞察、解释并加以治理，使体育网络舆情同时代发展的现实需求相吻合。

——摘自：张大志，谷鹏，新媒体环境下体育事件网络舆情的特征与引导策略——《体育科研》，2021.04

国务院办公厅于2019年9月发布《体育强国建设纲要》，进一步明确了体育强国建设的目标、任务及措施，强调了体育强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重要作用。在《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中，提到要“推进职业体育发展”、“培育形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职业联赛”，在肯定职业体育赛事在体育强国建设中重要价值的同时，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职业体育赛事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关注度，自我国职业化改革以来，以中超联赛和中国职业篮球联赛为代表的职业体育赛事，对于全民健身、体育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还有待挖掘。在欧美体育强国中，职业体育赛事凸显了什么样的价值内涵?我国职业体育赛事在发挥助力体育强国建设的功能时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如何进一步体现其在推进体育强国建设中的价值?这些问题成为新时代通过职业体育促进体育强国建设所需要探讨的关键问题。为进一步拓宽职业体育赛事促进体育强国的功能价值，本研究从职业体育赛事价值内涵的角度出发，着眼于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体育产业、体育科技、体育教育与体育文化等体育强国要素，系统分析欧美体育强国的既有经验，提出对我国职业体育赛事发展的启示，为推进体育强国建设提供参考。

1  体育强国建设进程中职业体育赛事体现核心竞争力

   职业体育在欧美国家率先生根发芽。工业革命后，人们的闲暇时间增加，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基于这种经济社会的变化，西方国家的群众体育参与程度不断提高，与之相应的是人们对竞技体育文化的认知不断深入。随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带薪运动员的出现和民众购买力的提升，促成了职业体育的逐步发展。因此，从西方国家职业体育的演化路径来看，职业体育能够在欧美国家源起，不单反映了欧美国家当时相对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和发展良好的群众体育，还充分体现了竞技体育在西方国家社会文化结构中的重要地位。

   职业体育赛事是将俱乐部、球迷、运动员、教练员、媒体、行业协会等多方主体进行聚集、合作、博弈的重要平台，也是实现职业体育价值创造的主要途径，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更是体育强国建设的战略高地。首先，如能较早地对职业体育赛事进行法治化改革，就意味着职业体育赛事相关活动逐步规范化和程序化，这既有利于工作效率的提高，还能有效地对职业体育赛事进行监督和约束，保障多方主体权益。职业体育赛事治理的法制化进程，需要漫长的立法过程和实践考验，而欧美国家自下而上的职业体育演化进程，以及近百年以来的长足发展，使其职程度相对较高，并高度贴近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现实。毫无疑问，职业体育的高度法制化，对于国家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体育产业的规范化和高效化发展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其次，职业体育赛事与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文化等体育形态之间，有着互为基础、相互促进的协同发展关系，率先进行职业化改革并不断挖掘职业体育赛事对其他体育形态发展的促进作用，则能使职业体育赛事作为彰显体育强国核心竞争力的标志性内容。我国自1994年实行体育职业化改革后，尽管进行了一系列的体制机制革新，起到了丰富群众业余活动的作用，但总体来看，无论是中超联赛还是CBA联赛，对于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体育文化等体育强国内容建设的价值并未得到明显体现，反而因各类负面事件影响群众的体育参与热情和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

   职业体育赛事是体育强国的核心竞争力。但从职业体育的演化过程来看，简单地复制、推广欧美模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我国竞技体育的职业化改革是国家主导的自上而下改革，由于经济社会基础的不同，职业体育赛事在职业化改革初期阶段存在体制机制问题难以避免。在我国，职业体育往往被单纯看作是体育产业的一份子，并简单化地认为商业化、市场化运行是职业体育的核心。这种思维或论断的后果是过分强调市场建设，而远离体育、远离社会，从而割裂职业体育与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之间的正当关系和良性互动，在发展逻辑上只关注职业体育赛事自身的发展水平，而不能聚焦于职业体育赛事与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文化等体育强国要素的协同发展，忽视了其在体育强国建设进程中的协同创新能力。职业体育赛事发展实践中，表现为赛事相关主体过分追求商业化，无视体育社会生态养成和文化型塑。但是，不能就此忽视职业体育在体育强国建设中的巨大潜力和发展空间，在学习欧美职业体育发展经验时，应关注职业体育赛事对其他体育形态的协同发展，不断甄别制约职业体育赛事发展的体制机制藩篱，并着力于打破阻碍其可持续发展，发挥体育强国建设价值的障碍。

2  欧美体育强国职业体育赛事的价值内涵

2.1  促进国家队竞技水平提升的核心基地

   从职业体育的全球化发展来看，顶级职业联赛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均通过协商，在青训、准入、引援、处罚等多项政策上提高科学性和合理性，目的就是在保证结果不确定性的基础上提高竞争性，竞争激烈的体育赛事，势必会促使参赛球队不断提升自身的竞技水平，来维护自身的参赛资格。

   众所周知，英超联赛一直以竞争激烈紧张刺激著称，而据国际足联的统计，参加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英格兰国家队队员全部来自英超联赛。在国际奥运赛场取得数次金牌的美国男篮梦之队，队员也几乎全部出自美国职业篮球联赛。可见，职业体育赛事已经成为体育强国高水平竞技体育人才的摇篮。但重要的是，无论是负责英国足球国家队建设的英足总，还是负责美国篮球国家队的美国篮球协会，均没有直接通过颁布政策来限制职业联盟的权力，一般都作为联盟的监督者，来避免联赛因过度商业化而导致公益属性弱化，并通过对学校体育、社区体育等进行一体化发展的青训顶层设计，来构建完善的联赛青训体系。一旦球员进入各职业俱乐部的足球学院或梯队，则完成了精英人才的阶段性选拔，从而使这些精英球员在联赛中接受强竞争性比赛的锻炼、高水平外援的刺激、世界顶级教练的指导等。在国家参加世界大赛时，则可以直接从联赛中选拔本土球员进行备战。各项目国家队组建模式改革是体育强国的现实要求，社会力量参与国家队建设是举国体育与市场机制创新的有效路径，但必须以完善系统的青训体系作为支撑，在培训补偿、联合培养等机制的作用下，才能激活职业体育主体的活力，进一步通过联赛达到提升本土球员竞技水平的目的。

2.2  推进产业融合逐步发展的重要平台

   产业融合是对传统产业边界固定化及相互间产业分离的否定，是促进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而体育产业的融合发展程度与是否有序则是体育强国建设重要的评判依据。国际上成功的职业体育赛事，如欧洲五大足球联赛、美职篮等，均在国内体育产业结构中发挥着战略引领作用，已经成为了体育产业与旅游、文化、科技、服装、娱乐、保险、餐饮等其他产业融合创新发展的重要平台，充分发挥了体育的强渗透性和强关联性效应，形成了高度成熟的产业结构和产业链条，是服务行业重要的的经济增长点。

   欧美职业体育赛事高度成熟的产业融合发展态势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重组型融合下的良性产业资本运营。职业体育赛事内部的重组型融合，是指对赛事内外部要素及资源的创造性重新整合与开发利用。欧洲是职业足球联赛的发源地，而欧足联的财政公平法案就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欧洲各职业足球联赛的赛事主体内部重组，因法案要求参赛俱乐部在投入和收入保持相对平衡，赛事各方投资主体则必须吸引实力雄厚、资金稳定的赞助商，来满足俱乐部在联赛中保持竞争力的需求。例如法甲联赛的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近年来连续引入内马尔、姆巴佩等顶级球星，其新赞助商卡塔尔旅游管理局则对俱乐部进行了超过2亿欧元的巨额赞助，这不仅满足了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符合财政公平法案收支平衡的需要，使产业主体内部的资源得以良性运转，还为卡塔尔旅游业扩大了知名度，更为2022年世界杯观赛奠定了基础，推动了竞技体育表演业与旅游业的融合发展。其二，延伸型融合下的高度产业集聚能力。在职业体育领域，产业链向上延伸即拓展至教练员、运动员培养等基础环节和比赛产品的数字型开发的技术研发环节，向下延伸即主要拓展至联赛品牌下的各类非比赛产品开发。以美职篮为例，联赛主体在向上游产业链的拓展时，开设了NBA训练营、篮球嘉年华、篮球无疆界、篮球大篷车等传统和新兴的青年球员培养形式，使联赛中所需的核心人力资源得以不断补充和保障；在向下游产业链的拓展中，则有NBA有线电视、NBA网站、NBA商城等一系列产品类型，赛事特殊品牌下的产业链不断延伸，以职业体育比赛为核心，形成了高度集聚的产业规模。其三，交叉型融合下的合理资源配置。在英超联赛，比赛日的观赛早已不单是买票看比赛这样简单的消费环节，从组织客场观众出发到观赛，以及包括餐饮、住宿、旅游的一体化产业形态已经成为趋势，还有部分英超俱乐部将体育场周围的空置房间外包给餐饮企业，在俱乐部主场打造凸显俱乐部主题的博物馆和餐厅，对自身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实现赛事与餐饮和旅游行业交叉融合。其四，渗透型融合下的强排他性和低复制性。体育服装行业和传媒业对职业体育赛事的渗透性融合，已经成为职业体育联赛和相关产业互利共赢合作发展的常规模式。世界著名的两大运动品牌—耐克和阿迪达斯已经成为与赛事不可分割的重要元素，因赛事转播权竞争而融入体育赛事的BBC，ESPN等传媒行业巨头，与赛事的渗透融合能丰富产品类型和设计元素，使赛事的产业化程度更加成熟。成功的职业体育赛事，其发展成果能够转化为产业融合发展的积极影响力，促进体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2.3  高效率体育治理体系的参考样本

   竞争性合作是职业体育治理主体间的基本特性，多方主体合作构建竞争机制、开发制度法规、监管和规制制度等，没有合作，赛事就无法正常进行。成功的职业体育赛事治理过程中，职业体育联盟作为赛事的核心与多方主体进行合作与利益协调，是职业体育赛事自治的核心组织机构。另外，职业体育赛事需要动员政府、协会、社会大众的多样资源，所以，职业体育运行所牵涉的利益相关者广泛。如果职业联盟能理顺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形成合理的协同共治格局，则能为国家其他体育形态发展提供可参考的治理样本。

   欧美职业体育赛事的高效治理内涵主要体现在：其一，多元主体协同的治理结构。以职业联盟为主导的治理结构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例如英超联赛、NBA联盟等赛事多元主体的共治格局。赛事内部治理主体包括各参赛俱乐部和联盟公司，以联盟公司为核心来进行联赛相关事务的组织运营，并以民主协商的方式与参赛俱乐部进行沟通，共同完成联赛重要事务的决策和执行。赛事外部治理主体包括各类社会组织，例如球员工会和各类球迷组织，以及联盟邀请的第三方审计机构，共同对联赛的诸多事务进行监督和评估。各类组织为势单力薄结构松散的运动员、教练员、球迷等群体争取权益，有效地同联盟公司和俱乐部形成制衡机制，构成了多元主体协同的治理结构，在降低了交易成本的前提下提高了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其二，平等协商的合作治理平台。国外成功职业体育赛事的协商治理平台是行政部门（体育总局）、市场（俱乐部、赞助商、球迷）、社会（足协、各类非营利组织）等多元治理主体上下结合，互动与协商结合，在信息交流与反馈上保持横向交融纵向贯通的基础。例如西甲联赛就是以事件为导向，以联赛各赛季不同时间节点的具体工作为范围，借助数字化、信息化的技术手段搭建协商治理平台，应对联赛出现的复杂问题。协商程序是协商获得合法性的规范性要求。而西甲联赛制定了周详的程序规范，其中包括协商议题的选择、参加人员的条件、协商过程的原则、协商时间和协商机制、协商结果认定和执行等内容。西甲联赛进行各类改革决策是由多方进行参考和讨论，将可能涉及到的利益相关者群体的意见纳入决策讨论过程中，通过沟通协商的方式对联赛发展各项事宜进行精准化治理。其三，科学性、权威性兼备的制度体系。科学的制度安排是职业体育赛事高效治理内涵的客观反映。无论是横向一体化（NBA）还是纵向分层（英超、网球4大满贯）的联赛治理体系，联赛制度体系的科学性、权威性，都是其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重要前提。而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也仍然能使联赛制度对联赛发展起到较好的调控作用。而其前提则是多方利益相关者的网格化治理，即以制度指向为依据，对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多方意见征询和多轮讨论，最终形成科学性与权威性兼备的治理制度体系，保障联赛可持续发展。成功的职业体育赛事以职业体育联盟为核心进行组织运营，联盟中各主体通力合作，在平等的前提下通过协商制定高权威性和科学性的联赛制度，保障了联赛健康有序的开展，体现了联赛治理效率不断提升。

2.4  引领群众多元体育参与的中心枢纽

   职业体育赛事具有独特的群众号召力和吸引力，无论是英超小球会莱彻斯特城俱乐部创造的冠军奇迹，还是NBA球星科比布莱尔特的退役演说，亦或是39岁的帕奎奥KO现任拳王重拿拳王金腰带，都彰显了奋斗、健康、拼搏的体育精神，并引领了全民的体育参与热情，促进全民健身事业的推进，其多元化体育元素对全民体育参与有不可替代的引领作用。不同于世界杯、奥运会等世界大型体育赛事，职业体育赛事具有赛程较长、持续影响全年的特点，更符合体育参与常态化、生活化的全民体育需求。如果说成功的职业体育赛事创造了促进体育参与的多种元素，则其背后有职业体育赛事主体通过服务全民的理念、普惠大众的机制、自身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互补与协同等共同支撑，驱动其体育参与元素的创造过程，形成了以职业体育俱乐部为主体的基层体育组织促进社区体育参与的有效模式，有力推动了全民健身事业治理重心下移，对缓解我国当前单一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模式与多元化群众体育需求之间矛盾，欠发达体育社会组织与多元化群众体育参与需求之间的矛盾有一定的启示。

   欧美职业体育赛事在引领全民健身中的中心枢纽作用主要体现在：其一，通过举办赛事活动引领大众运动参与。国外成功的职业联赛大多举办有体现自身IP的草根赛事，如英超联赛的Premier League Kicks，Premier League Girls Football，均以广泛性（全国范围均可参与）、高标准（重要赛事安排在职业俱乐部场地、国家级裁判执裁等)的特点，引领青少年、社区群众积极参与到运动中。其二，通过俱乐部引领区域健康理念宣传。高度融入社区的职业体育俱乐部，如NBA CARES项目中，联盟组织各俱乐部在赛季期间不断进行健康公益活动(例如健康公益讲座、运动器材捐赠等），对大众进行健康理念的宣传，以扎根社区、服务社区的理念来提升社区居民健康水平，实现了俱乐部与社区的协同进步。其三，通过联盟引领青少年科学健身。英超联赛的Creating Chance（创造机会）项目，可谓以联盟统筹来促进青少年身体健康水平的典范，不仅开设了多达十余类的青少年体育发展的子项目，还要求俱乐部根据自身条件和社区需求有侧重点地实施与反馈，为青少年健康促进提供了更多的平台。

2.5  现代科技手段融人训练竞赛的试验田

   随着社会协同发展的程度不断深化，体育运动时刻处于与社会的动态融合创新之中，科技创新同样对体育事业的方方面面产生着重要影响。科学健身、奥运备战、人才培养、体育产业等都有赖于高科技手段的创意转化与创新运用，才能在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当下提升体育强国竞争力。在职业体育赛事中，各俱乐部、运动员需要在训练竞赛中保持自身竞争力，融入有效的现代科技手段已经成为不可逆的趋势。从欧美体育科技发展现状来看，职业体育赛事具有强大的资本实力，已经成为现代体育科技的试验田。

   在欧美成功职业体育赛事中，高精尖体育科技手段的运用随处可见。美国的第二频谱公司为教练员提供的比赛预测和技战术安排高度精准，其科技手段已经被誉为NBA中的阿尔法狗；莱斯特城体能教练组的超低温疗法，被认为是保持球员最佳竞技状态和加速疲劳恢复的黑科技；西甲联赛的VR直播真正实现了电视观众“身临其境”的观赛期望，为赛事电视转播带来新的突破。高新科技的运用已经成为职业体育赛事保持核心竞争力和差异化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而国家、各类科研机构、职业俱乐部的协同开发以及重点项目的引智工程则是促成高精尖科技运用的保障。相比于其他体育竞赛表演形态，职业体育赛事不仅通过科技攻关来有针对性地解决训练、竞赛等现实问题，更是有足够的社会资本来支撑高精尖体育科技的研发与推广。科学技术应该在职业体育的发展中体现先导作用，而职业体育赛事更需要高新科技的支撑才能不断提高竞争力。如果不能加强职业体育赛事相关的科技创新，则仍会陷于竞技体育全球竞争中的弱者态势和被动局面。

2.6  运动项目文化发展的主阵地

   众所周知，欧美体育强国如美国、英国等，都具有深厚的基层体育文化底蕴支撑各领域体育事业发展。由职业体育赛事引领发展的运动项目文化，为基层体育提供了物质、精神等各种文化资源，在不断积累中实现了体育强国软实力的提升。

   职业体育赛事是欧美体育强国运动项目体育文化发展的主阵地，主要体现在：其一，成熟的体育文化推广组织体系。由职业联盟为主导、俱乐部和运动员为辅的竞技体育文化推广组织，为基层体育文化氛围的形成创造了机会，更能引发源源不断的文化讨论，使基层体育文化具有源源不断的内生发展动力。其二，精神文化的高度一致和物质文化的交叉融合。参与运动、享受运动是体育强国基层群众体育精神文化的内核，并贯穿了校园、企业、政府、社区等多种组织类型。例如美国校园竞技体育与职业体育在人才培养上的无缝连接，就体现了体育精神文化在不同形态下的高度融合，而各种名人堂、荣誉室等荣誉展示平台的设计，更是体现了基层体育物质文化的深厚积累。其三，文化输出已成为体育文化基层传播的新高度。当今体育强国多为发达国家，在信息传播与数据处理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为文化价值观的形成和宣传提供条件，成为基层体育文化发展的助推器。如MLB联盟从1989年就开展的“Play Ball near you”项目，以“复兴棒球运动”为宗旨，针对美国国内基层青少年开展一系列的运动项目文化推广活动，并联合美国国内多家行业协会和社会组织（如美国棒球协会、美国垒球协会、美国少年儿童基金会）进行文化传播活动，以职业联盟的力量在推动项目文化发展的同时，还达到了提高青少年参与棒球运动程度的初衷，更不必说提升规则意识、促进团队精神养成等作用，可谓一举多得。

   但是，欧美国家的基层体育文化传播，还是种族融合和文化输出的工具，在职业体育赛事中对个人英雄主义、宗教主义的选择性输出，其中夹杂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更是使其在文化竞争中处于主导地位。如果不能从新高度理解职业体育赛事的文化软实力提升，则在国际竞争中仍会处于被动和附庸地位。

3  我国职业体育赛事的体育强国建设价值有待挖掘

   1994年，我国足球项目率先进行了职业化改革，随后，中国职业篮球联赛、中国排球超级联赛等多项目相继进行了职业化改革。职业化改革二十余年来，无论是不同项目职业体育赛事自身的发展水平，还是基于协同视角下职业体育赛事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的发展水平，都尚未充分体现体育强国建设所需要的价值内涵。联赛产权模糊、俱乐部法人治理结构与企业化治理制度缺失、投资人短期行为，既是我国体育职业化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影响赛事发挥体育强国建设价值的主要原因，使我国职业体育赛事陷入以“改革”为主基调的发展调试中，其积极外部性正面效益难以体现。

   首先，联赛产权方面，我国竞技体育职业化改革进程中，行业协会和俱乐部在赛事的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上没有进行合理有效的分配。行业协会既拥有职业体育赛事的所有权，同时还基于所有权对赛事进行各种干预，俱乐部进行大量资金投入却无法在联赛经营决策上体现自身意愿，联赛每年的收益分配方案也不够透明。赛事产权模糊引发的种种问题，导致我国职业体育赛事发展实践中存在目标分化、运行效率低下的问题，其对群众体育、青少年体育的正向外部效益难以体现。其次，俱乐部法人治理结构缺失和企业化治理制度缺失，又造成职业体育俱乐部表现为凸显经济属性而忽视社会属性，不仅忽视了自身在社会体育生态建设中的关键作用和提供公共体育服务的社会责任，还使联赛发展陷入古典经济学的旧局，即将“利润最大化”作为联赛发展的唯一目标。例如：在中超联赛各俱乐部当前的治理结构中，由于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缺失，造成俱乐部股东过于集中，俱乐部各种发展决策和集体行为均在个别股东授意下进行，董事会和管理层并未实现两权分离，俱乐部难以体现多方协同共治的集体决策治理结构。而企业化治理制度缺失，则造成俱乐部难以实现自主经营和高效运行，即俱乐部管理者无法基于市场规律和自身经验来进行经营决策。所谓职业化改革和商业化运作仅体现在组织架构上，而决策机制和管理制度却难以实现市场化改革应有的高效和公平。最后，投资人短期行为也是当前联赛无法体现体育强国建设价值的原因之一。例如：自中国足坛打假扫黑行动实施后，大量社会资源进入职业足球市场，以“抄底”的经济思维投资职业体育俱乐部，其目的自然是实现自身经济利益，而对于联赛文化建设的应有贡献，对国家全民健身和体育产业发展的现实需求，则难以成为投资人在进行相关决策时的考虑要素。在俱乐部运营和参与联赛的过程中，投资人不以促进联赛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维对俱乐部进行发展规划，却只把俱乐部作为实现母企业宣传、推广的短期工具，从而使俱乐部和联赛的发展停滞不前。

   相比较而言，欧美国家职业体育赛事的产权明晰，俱乐部已形成合理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现代化企业化治理制度，再加上国家层面有限政府规制里的体制动力，对体育进行生活化价值定位的社会生态，以及社会层面“企业收益在投资”的社会责任展行传统，使职业体育赛事凸显了在体育强国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我国职业体育赛事需要完善凸显俱乐部主体地位的产权结构，优化俱乐部法人治理结构并进行现代企业治理体制改革，推进职业体育俱乐部名称中性化和设置投资帽来避免投资人短期行为，职业体育赛事的体育强国建设价值才能逐步实现。

4  我国职业体育赛事发展镜鉴

4.1  提升竞技水平助力竞技体育强国建设

   竞技水平是职业体育赛事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方面，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面临的新形势对职业体育赛事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更是赋予了其促进运动项目均衡发展和竞技水平全面提升的新内涵。体育强国语境下的运动项目均衡发展，应将重点放在世界范围内开展更广泛、影响力更大的基础项目、集体项目、‘生大球”项目等。而当今世界体育强国在这些项目的职业体育赛事均体现了高超的技艺性内涵，篮球、足球等项目，拥有高度职业化运营和高竞技水平职业体育赛事的国家，在把握项目发展规律和技战术发展趋势上，相比较职业化程度低、联赛竞技水平低的国家具有极大优势。且由于发展逻辑的限制，后发国家在赶超时存在制度、观念、社会文化基础等巨大障碍。

   当前，我国职业体育赛事竞技水平不高，主要原因在于青训工作基础不牢，后备人才培养体制机制不全，普及与精英培养的结构失调与衔接不畅，导致联赛竞技水平较低，特别是本土球员精英人才培养的整体滑坡，既难以进一步提升赛事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也难以体现对国家队层面竞技水平的促进作用。所以，通过职业体育赛事来促进运动项目竞技水平的全面提升，需要职业体育赛事的主体以运动项目人才培养规律为核心，探索更合理的优化路径来实现综合实力的全面提升，来拓宽职业体育的战略价值。在提升运动项目国家话语权、赛制规则制定权等项目发展上，在运动员综合素质所折射的国家形象上，在互信友好和包容共赢的国家姿态上，来体现为国争光的战略价值。

4.2  发挥产业带动作用助力体育产业强国

   2018年以来，我国经济形势面临多年少有的国内外复杂严峻形势，经济出现新的下行压力，作为我国经济新动能产生的条件，各类产业的创新转型在不断开展。而其中体育产业更是绿色、健康、有强带动力的朝阳产业，体育产业相关的融合创新发展，能直接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作用。职业体育赛事是国家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内容，其发展程度也是体育产业成熟度的客观反映。在国家大力发展体育产业，将体育竞赛表演作为经济发展新动能来培育的历史阶段下，能否把握这一重大机遇，将职业体育赛事作为实现体育产业创新和转型升级的阵地和振奋民心、弘扬民族特质的舞台，成为体育强国能否实现加速发展的重要一步。

   尽管近年来我国体育竞赛表演产业快速发展，已经成为推动体育产业向纵深发展的重要引擎，但仍存在融合创新乏力和有效供给不充分等问题。基于国外职业体育赛事成熟的产业化发展现状，当前我国职业体育赛事不断受到国外赛事的严重冲击和影响，自身产业化程度不高是主要原因，表现为在职业体育赛事产品生产和经营过程中，对消费融合需求变化的反应滞后、对产品供应链融合需求的动力缺失等，在进行竞赛产品创新、与其他行业企业的融合发展上还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应着重在政策引导、机制探索、制度优化等方面，促进职业体育赛事进行转型升级，来适应新时代振奋民族精神和经济新动能培育的发展需求。

4.3  提升体育治理能力助力体育治理现代化建设

   从政府单一治理转变为政府与其他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治理，是我国体育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要义。我国竞技体育的职业化改革，实现了将一部分权力（部分经营权、决策权）下放给职业体育主体，但政府仍在职业体育发展中扮演核心角色。从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体育发展过程来看，政府主导的治理可以做稳体育，而根据当前现代化治理格局的时代需求，依托市场、依托社会才能做强做大体育圈。未来，要进一步推动我国职业体育赛事的现代化治理，探索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现代化格局，带动其他体育工作的治理改革，来夯实迈向体育强国所需的治理结构基础。

   当前，我国职业体育的治理仍具有一定的行政垄断色彩，在赛事的重大发展决策上多由行政部门主导，缺乏多方主体协商探讨的治理平台，导致职业体育赛事的市场与社会主体在实践中存在目标不协同、责任边界模糊、参与治理能力弱等问题，使职业体育赛事难以进一步发挥在社会发展中的独特价值。作为我国经济体育体制改革的龙头，也难以体现改革的治理样本价值。在职业体育赛事中促成“强政府’、‘强社会’、“强市场”的均衡结构，进一步体现政府的“放管服”职能转变，搭建多方协商合作的治理平台，将是我国职业体育赛事争得新时代体育治理改革主动权的重要任务，也是参与体育强国建设的责任体现。

4.4  与群众体育融合发展助力群众体育强国建设

   近年来，我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为龙头，以每5年由国务院制定颁布的《全民健身计划》为核心，其他多个专项配套政策为补充的群众体育政策法规体系逐步完善‘健康中国2030”发展战略更是将新时代的群众体育发展上升到了战略高度。在这样的背景下，职业体育赛事应实现与群众体育的协同发展，使职业体育与群众体育齐头并进。基于体育强国的建设需求，在从单位体育向社会体育的转变过程中，发挥体育公共服务与健康助力价值。

   当前，我国职业体育赛事与群众体育的发展相对分离，相互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甚至常因赛事产品的明显外部性特征，导致赛事中一些负面事件影响群众体育的参与热情。从空间上来看，职业体育赛事的举办对当地群众体育的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某一省市的职业体育俱乐部常能为所在社会区域数万人的体育参与产生激励作用；从时间上来看，数十年甚至上百年驻扎于某一社会区域的职业体育俱乐部，能够与当地社区形成互利共赢的发展关系，形成深厚的文化积淀，往往对所在地群众体育参与能产生更为深刻的积极影响。但从当前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存在的频繁更名和迁移现象，以及俱乐部主动性社会责任活动的开展情况来看，对自身与群众体育的融合发展以及对群众体育参与促进的功能转化，我国职业体育俱乐部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表现为提供体育公共服务的水平参差不齐，在主动融入健康中国建设时缺乏内生动力。

4.5  提高赛事科技水平助力体育科技强国建设

   科学化、智能化水平是衡量体育强国的重要指标。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提高运动训练水平的关键因素。职业体育是竞技体育发展的高级形式，具备开展各项科学研究的基本物质条件，本就应成为现代体育科技发展的科研高地，现实却是训练竞赛工作与科研工作的严重脱节。另外，职业体育赛事的发展，也需要现代科技手段的介入推动竞争优势的建立。不断提高职业体育赛事训练竞赛的科学化和智能化水平，是运动项目科学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更是实现体育强国的必由之路。

   当前，我国职业体育在训练竞赛上存在科技创新驱动不足与创新能力薄弱的问题，靠经验、凭直觉的拒变守成心态和行为方式十分普遍。首先，我国职业体育赛事普遍缺乏健全的体制机制，来促进科研资源的整合与科研成果的转化，相应的顶层设计尚未出台，职业体育赛事主体与各类科研机构的偶发性合作较为常见，难以形成长期、系统、全面的科研一训练一竞赛的链条式发展模式。其次，基于我国体育科技工作总体发展滞后的现状，职业体育训练竞赛的科研成果转化速度慢，缺乏长远规划和政策支持，投入产出不平衡，缺少权威成果的推广与应用平台。另外，训练竞赛领域的体育科技人才极度短缺，现有人员的激励机制滞后，这些问题都制约了职业体育赛事的科技创新发展。

4.6  加强赛事文化建设助力体育文化强国建设

   作为古代四大文明中唯一幸存和日益蓬勃的中华文明，具有深沉的文化自信根基。但在体育领域，由于我国竞技体育进行职业化改革的时间较短，职业体育赛事文化建设相对滞后。新时代，我国面临着国际经济社会发展的变革，文化自信在我国提升软实力、继续坚持和发展制度优势的过程中发挥着精神支柱的重要作用。职业体育赛事文化建设，是将体育的独特文化内涵融入社会发展和转化为社会资本的有力手段，也是在坚持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吸收优秀外来文化，实现文化对话与交流，促进文化融合与发展的重要途径。从我国职业体育文化发展相对滞后的现实出发，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汲取国外职业体育赛事在基层体育文化培养上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和文化风俗习惯，深挖运动项目文化内涵，构建项目文化环境，借助职业体育赛事影响力大、关注度高的特点，发挥运动项目文化的传播和引领作用，既能推动职业体育赛事的可持续发展，也为提升文化自信的体育实践提供更多途径。

当前，我国职业体育赛事文化建设存在受重视程度不高、对项目文化内涵认识不深刻的问题，导致职业体育赛事文化的项目特点不够鲜明，物质文化匾乏与精神文化同质的现象比较严重。2015年，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就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运动项目文化建设的通知》，其中强调：总结项目文化特点，提炼运动项目体育精神；树立运动员积极正面的社会形象，做好运动项目资料历史留存工作，扩大运动项目文化影响力等多项要求。但由于缺乏监督与激励机制，以及文化建设本身存在难以衡量的标准，当前我国职业体育赛事运动项目文化的挖掘还远远不够，特别由职业体育赛事主体来自主进行文化挖掘和开发工作的机制还有待完善。